因土地是政府的就有权强制拆迁(2)

够创业，使得有能力发明的人能去发明，使得各种发明和创新能够活跃。

谈到政府有什么政策能帮助企业，更多是在制度层面上纠正中国的问题，让企业家能发挥作用，让有可能有发明创造的人能发挥作用。至于谁是企业家，谁是能发明的人，政府是弄不清楚的，这些不归政府去管，应该把资源分配给谁，不该归政府去管。

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 是企业发展的障碍

凤凰财经：您能不能帮我们具体的说一下，目前中国存在哪些制度问题，阻止企业创新，或者对企业发展有阻碍作用？

许成钢：中国制度有两大类问题，第一大类是产权；第二大类是法治。产权的问题里有两个最基本的部分。第一个最基本的部分就是土地，在中国仍然禁止土地私有产权。而最基础的产权就是土地产权，中国没有任何的个人拥有土地的产权，全部的土地产权都归政府所有，叫国家所有。就是100%的土地政府所有制。这个问题是导致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的根源。

第二个产权基本问题是金融。在中国金融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产权问题。现在中国对于民办银行刚刚开始有所放松，这才是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口，真正的要解决中国体制基本问题，是必须要大大的打开个门，让中国的整个银行业，以民

营为主，而不是以政府为主。这是保证民企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凤凰财经：你是指在要素市场中，资本和土地这两项都没有市场化。中国要素市场没有实行完整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产权制度，那么就会影响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许成钢：中国的民间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就在这个地方。当政府不解决最基本的制度障碍的时候，产业政策最好也只是在细微末节上给一点小小的缓解而已，不解决整个民企整个经济的基本问题。当企业家手里没有扎实的产权在手里，它怎么发展呢？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我今天认为你这个行业值得发展，多拨给你一点土地，或者明天多给你一点银行贷款，全部都是由政府来决定。且不说贪污或者腐败，即便假定官员都是好人，他们又怎么会比市场更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发展？谁是一个合适的企业家？官员是不可能有通盘的好的判断的。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不可能。

许成钢：而且，今天面临的城乡二元化、农民工等问题，也都是从这个制度问题里产生出来的。如果农民有自己耕种的土地的产权，农民就不是这样穷，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现在这种被歧视的状态。正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自己基本的经济权利，所以才是现在这个样子。农民离开土地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在1954年宪法里，原本规定土地是农民的。后来的集体化，原本也说是农民自愿集体

管理他们的土地。 政府强拆的根据在哪里

凤凰财经：此前有人谈到土地制度改革时，提到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不变，但是使用权、收益权可以转让给农民，您觉得这种方式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许成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比不改革好。意思就是，可以以合同的方式先把它转让给农民和市民，这个改革比不改革好。

之所以这种改革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所有权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控制权。当你不给农民、市民、企业家所有权的时候，你就剥夺了他们最终的控制权。换句话说政府随时有权利最终剥夺它。谁有所有权，谁有最终控制权。

比如说强制拆迁，为什么政府可以强制拆迁？法理从哪儿来？根源就是因为土地是政府的，因此地方政府有权利强制拆迁。如果土地不是政府的，政府就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去看一看所有的发达国家，无论是西欧也好，北美也好，甚至是日本、韩国，政府可以这样强制拆迁吗？不可以的。 许成钢：同产权直接相关的，中国制度里的第二个最大的基本问题，法治。法治里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司法要独立于任何机构。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现在讨论国家水平的司法独立，没有条件。但是仍然有重大改革的空间。虽然在国家

层次上没有条件讨论司法独立，但是可以在地方层次上讨论司法独立。在地方层次上如果有了司法独立，这已经可以大大的保护农民、市民、企业家，帮助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发，大大的帮助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平竞争的环境要求产权和法治公平

凤凰财经：现在中央提过地方要推行司法独立，已经有这样改革的方向了。

许成钢：有一些说法是好的，但是当对司法独立看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改革很难做。我的观察就是，现在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人们看的并不清楚，尤其是政府看的并不清楚。 比如当政府大量讨论产业政策的时候，当大量讨论政府用各种各样方法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和市场运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司法独立是多么基本的一件事。当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重点放在政府直接干预上面的时候，那些政府政策和干预跟司法独立是经常冲突的。 今天的民间企业遇到的大量的困难，实际上多数是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遇到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合同不能正常执行，产权不能得到保护。这些使得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都很困难。不去解决司法独立问题，不去解决法治问题，从产业政策角度给于缓解，不能真的解决问题。

另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从哪里来？法理依据是什么？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动用权利，依照法治，这原本应

该通过立法机构辩论、投票通过的。另一个就是当政府真的想要帮助民间企业，应该怎么帮忙？当他们碰到的分明是司法不独立带来的问题，但是不去通过建立完善独立的司法去解决，而直接用政府干预它，岂不水越搅越混了。 凤凰财经：其实企业家也很清楚这个问题，像董明珠跟李克强说的，我们不需要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我们只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其实企业家们也看的很清楚。

许成钢：关键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哪里来？公平竞争环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在产权上大家是公平的，在产权保护上大家是公平的，在法治上是公平的。法治公平意思就是，今天的一个民企和一个央企定了一个合同，如果过了一些日子，央企要撕毁合同，民企可以到法院告它去。如果法院是独立的，法院就不会自动站在央企的一边。但是，如果法院自动站在央企一边，那么从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就知道这合同是没有用的，是强势一方随便可以改的，弱势一方就什么办法都没有。没有公平，也就丧失了市场发展必须的秩序。

所以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就看的很清楚了。在没有司法独立情况下，实际上民企跟这种巨大规模的国营企业（包括国有银行、能源等等）打交道的时候是极端困难。

凤凰财经：您的意思是司法独立给民营企业一个契约的保障，合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契约保障，

企业才能更好的进行经济活动。

许成钢：对。换句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合同。在市场上人们买卖的是什么呢？稍微复杂一点的买卖，它买卖的就是合同。所以当合同不能执行的时候，根本这个市场就不能正常运作。（文/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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