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2024年文档

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

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政治史、北京史的研究。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即北伐不只是一场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领域的综合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动，而且北伐的胜败也不只取决于军事战场。“政治宣传”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是北伐战争区别于以往军阀混战的显著特征。在北伐的进程当中，始终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军事上刀光剑影的背后，始终隐藏着政治上的高下判断。宣传作为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在此时已经受到国人的关注并开始在战场内外得到比较娴熟地运用。无论对于南方的国共两党，还是以奉、直、皖等系为代表的北洋集团，都试图利用多个“载体”，运用各种形式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 在南方，国共两党通过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广泛宣传与利用，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并由此将其作为发动“北伐”的内在逻辑之一。而作为北伐的客体，奉、直、皖等系军阀也意识到树立政治旗帜的必要性，逐渐形成“反赤化”口号为自身的军事行动正名，以此对抗南方的政治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也是南北双方在政治宣传方面相互较量的过程，战争的胜负不只取决于军事战场。不过，双方的这种政治宣传究竟对于实际的胜负有多

大的影响，还应具体分析。 一

“赤化”的符号最初指向改组前后的国民党。在1924年初，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以及“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反对派纷纷指责国民党已“赤化”，这是国内“赤化”说法兴起的重要源头，但此时这种声音影响范围有限，基本上只限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

五卅运动时期，英日等国纷纷指责国共两党以及苏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五卅运动贴上了“过激”、“赤化”的标签。“赤化”说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反赤”的气氛开始局部出现。列强的这种指责在当时发生了一定效力。《国闻周报》记者胡政之描述：“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之宣传政策与外交手段，亦已大著威力。其先盛传中国排外暴动赤化之说于各国，使外人对中国怀抱恶感，然后则利用此恐罹厌恶之之心理，诱各国于一致行动之境地。”中共后来也承认，由于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的成功，使得“五卅”后一年多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变成全中国的反赤运动，由此导致了“赤”与“反赤”两条战线的尖锐对抗。

1925年底，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在攻打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对“赤化”这一符号加以利用，树起“反赤”旗帜为自身的军事行动正名。这年12月4日，李景林发表讨冯通电，攻击冯“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若不

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其间并有“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之语。此后，“反赤”的名义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伐的军事战场之中。

在双方的争夺中，李景林部受到重创，国民一军攻占了天津、直隶，与河南的国民二军以及察、绥、陕、甘的国民军势力连成一片。同时，段祺瑞的执政府也处于国民军的完全控制之下，基本上形成国民军独占中央政局发言权的局面。不过，虽然国民军取得了胜利，但这种局面只能暂时维持，李景林余部入鲁境内与张宗昌形成直鲁联军，伺机反攻国民军。同时，国民军的这种胜利重新调整了当时直奉两系军阀的关系，为他们重新联合提供了契机。

吴佩孚曾因冯玉祥倒戈，在北京政变之后元气大伤。郭松龄倒戈张氏之后，吴氏以“同病相怜”的姿态，联络张作霖，谋求共同对抗冯玉祥，鲁省将领张宗昌也极力拉拢吴张合作。1926年1月5日，张氏致电吴表示谅解。1926年1月10日，奉直联盟在汉口建立，作出了“双方共同以冯玉祥为敌，合力消灭冯和国民党”的决定。至此，两个曾经的对手结成了联盟。1926年1月20日前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的战争分别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展开。战事对国民军逐渐不利，冯氏自知不敌，主动退却并取消国民军的番号。1926年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撤离北

京，退守南口，段祺瑞执政府旋即倒台，奉直势力联合执掌中央政权。

奉直两系占据北京之后，虽在中央政府的组建形式上发生分歧，但在军事行动的计划方面意见大致相同，齐燮元在京对中外记者演说直奉妥协的政策就是“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以期施行全国之刷新”。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在北京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指出：“国事糜烂，民彝陵替，实由国际共产党之图赤化我中国也，以言义战，首当讨赤”。决定计划兵分三路攻打国民军：奉军进攻热河，吴军进攻南口，阎锡山的晋军进攻绥远，推吴佩孚为“反赤”联军总司令。1926年5月10日，直、奉、晋等各方曾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除奉直军阀要人出席外，阎锡山、刘镇华、孔繁锦、张兆钾等晋陕甘地方军阀均派代表参加，“共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奉直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北洋体系在“反赤”旗帜下实现重新整合。

直奉等军阀以“反赤”名义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政治手段打击“赤化”势力，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社会范围内取缔“赤化”宣传并制造“反赤”舆论。

1926年4月，直奉联军打败冯玉祥国民军进入北京之后，张作霖立即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报馆，枪杀社长邵飘萍。4月28日，李大钊等19位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在北京被张氏处决。不久之后，鲁系张宗昌也以“赤化”罪名处死《社会

日报》主笔林白水。《申报》报道，北京卫戍司令部奉令检查各处来往邮件，发现宣传赤化者，一律扣留。同时，对北方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严格 控制。5月，靳云鹏在表扬负责维护京津治安的王怀庆的同时，对于“赤化”予以指责，表示将以“礼义廉耻”与“孝悌忠信”为根本，与张作霖同心“讨赤”。此时，张宗昌也通电各报馆：

比年邪说朋兴，赤化滋蔓，偕窃名义，号令天下，阴结叛徒，犯上作乱，纲纪灭绝，伦常乖谬。我张吴两帅痛国基之将顷，惧正义之垂尽，遂乃命将出师，联合声讨。至赤氛未靖，残敌尚存，尤顾同心协力，彻底肃清。总之此次讨赤救国，宗旨光明，以义始决不敢以利终，南山可移，此志不渝。

在京、津、鲁等境内，反赤一方大力搜捕所谓“赤党”。《申报》报道：“张宗昌委洪锡华为密探处长，募密探二百名，编两支队，专查赤党及捣乱分子。”⑤王怀庆就任京津卫戌总司令后，在京津间大肆搜捕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并先后派人到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检查，但并未搜到赤化文件。王怀庆还颁布治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反”军阀的这些做法在北京的知识界、学界引起了极度的恐慌，“枪毙邵飘萍后，北京报界之一部分，乃大起恐慌，有迅速躲避者，而北京学界之恐惧，亦达于极点。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师范、中俄、法制等各大学教授、学生中之共产党员，均已避匿。北京大学已焚烧过激之书籍文书。……奉直将领商定

百度搜索“70edu”或“70教育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70教育网，提供经典教育范文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2024年文档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