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的特征是：具备合同有效的两个要件——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合同的内容、形式和订立程序不违法，但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而且，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后果仅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效合同。
（二）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类型
（1）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合同，包括欺诈的合同、胁迫的合同、乘人之危的合同三种情况。欺诈和胁迫在无效合同中已经论述。乘人之危，指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
（2）意思表示有瑕疵（部分意思表示不真实或不自愿）的合同，包括重大误解的合同与显失公平的合同两种情况。重大误解，指行为人因对合同性质、合同内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数量、品种、规格或合同当事人发生重大误解而进行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是：当事人一方对与合同有关的重大事项产生了重大误解；基于重大误解，当事人意思表示有瑕疵（意思表示的内容与其真实意思相悖）；意思表示有瑕疵是由于当事人自己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对方欺诈；重大误解导致合同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损失。显失公平，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三）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的法律后果
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合同，如果生效履行，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因履行合同可能会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变更或撤销合同。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力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行使。合同被撤销后，成为无效合同，其法律后果与无效合同相同。
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的性质是相对无效，即合同被撤销后无效，在撤销之前，是有效合同。在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内，这类合同的法律效力是不稳定的。通常情况下，因履行这类合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享有合同的撤销权，有权请求成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这类合同。当事人申请后，经法院或仲裁机构宣布变更的，变更后的合同有效。经法院或仲裁机构宣布撤销的，合同自订立时起无效。如果当事人一方不申请撤销或申请未被批准的，合同仍然有效。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合同撤销权时以下事由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
（四）无效合同与可以撤销合同的区别
合同被依法撤销后，自合同成立时起无效，其法律后果与无效合同相同。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
（1）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绝对无效，自合同成立时起便无效，因此，它始终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可撤销合同法律后果是相对无效，即合同被撤销之前是有效合同，经撤销后是无效合同，而合同是否撤销，由合同当事人（通常是因合同而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自行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或机构提出撤销合同申请，并经裁决撤销后，合同才无效（自始无效）。但在合同被依法撤销之前以及有合同撤销权的人超过法定期限未行使撤销权时，合同有效。
（2）无效合同，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依职权就可以宣布其无效，不一定要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可撤销合同，必须要经利害关系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撤销申请，并经裁决后才能依法撤销。
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签订后有效或无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其确定的合同。
《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
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二是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
此三类合同分别是由于有关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缺乏定立合同的资格或缺乏处分能力造成的，如果给有关权利人赋予承认权，使之能够以其利益判断做出承认而使合同有效或者拒绝而使合同无效，往往是有利于权利人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交易的。因此，将这类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是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的。
《合同法》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况为效力待定合同：
（l）主体不合格的效力待定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47条第1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在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实施。但对于未成年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当然无效的行为，而只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47条第2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这就确定了未成年人不能依法独立实施的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
主要是指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合同有效。纯获利或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不必追认。相对人可催告法定代理人1个月内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的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的效力问题，通行的理论基本是这样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可以实施的民事行为，如纯获利益的行为和处分零花钱的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这种行为是有效的，其它民事行为，依《民法通则》应由法定代理人自己代理，其自己不能实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依法不能实施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
（2）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效力待定合同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才能对被代理人产生法律拘束力，否则，后果由行为人承担。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1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3）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才有效。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合同法》的规定便是上述三种类型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造成合同效力待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体及客体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三类：
一是合同的主体不合格，其中分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订立的合同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
二是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其中包括四种情形：
1、根本无权代理。
2、授权行为无效的代理。
3、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进行的代理。
4、代理权消灭后的代理。
三是无权处分行为。
以上三种情形只有当法定代理人追认、本人追认或者有处分权人追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效力待定的合同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亦即未“依法”成立），因此在《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中将其归类到无效合同的范畴。所以《合同法》在制订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如经相关权利的追认便具备了合同有效的条件，亦即解了“不合法”的问题，从而认定其为有效。这样既不损害国家、社会及公共利益，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或相关权利人的意愿，应当该是符合客观事实要求的，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类合同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承认或追认，这就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其他效力类型合同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所以不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权利人进行了追认，而且符合《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及第51条的规定，都应认定合同有效，否则就为无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这一标准来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
合同效力瑕疵
一、《合同法》之规定
《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销合同须经撤销，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法》第55条(1项)。 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合同法》规定之利弊
在《合同法》生效之前，依《民法通则》第58条1款3项之规定因受诈欺、胁迫而为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行为亦然，故无适用《意见》第73条之余地。至于重大误解而为之法律行为，因撤销权人认识上、表示方法上及动机上有错误，往往不自知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订立合同，故虽然有撤销制度以为救济，但由于要从行为成立时起算，为时过短，难收其效。
现在，对合同行为依《合同法》第55条，受诈欺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皆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较《意见》73条之规定，有很大进步，权利人的地位益形加强了。但对于受诈欺或因重大误解而为之单方行为，因合同法无以适用，故仍一如既往，要适用《意见》第73条，从而呈现出二元悖离之状态，仍有待于对《民法通则》之修正，来加以解决。再者，受胁迫而为之单方行为，亦无《合同法》之适用，仍应按照《民法通则》58条1款3项，认其无效，无所谓除斥期间;但受胁迫而订立合同时，只要不是损害国家利益，其效力非为无效，而仅可撤销(《合同法》54条2款，52条1项)。此际，自应适用《合同法》55条1 项有关除斥期间之规定，但与受诈欺或重大误解不同的是，受胁迫之人对撤销事由，于行为之时，无有不知者。(注：即使通过代理人订约，而代理人受胁迫时，亦然。德国民法第166条曰，意思表示的法律上效力，因意思欠缺，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而受影响时，其事实之有无，不应就本人方面而应就代理人方面判断之。我民虽无规定，似亦应为相同之解释。)然若胁迫之事由持续存在，受胁迫之人虽在法律上有撤销之权利，但实际上终无行使之可能，而令除斥期间自其时开始，则不平殊甚。抑且，为胁迫之人于此法制下，难免心存侥幸，尽其所能，为持续之胁迫，则55条之规定，岂不徒托空言!德国民法第124条明定， 除斥期间“于胁迫情形，自胁迫终止之时起算。”台湾民法第93条亦同。(注：立法者既操权柄在手，自当慎重。复言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法例，何故此等一索即得之事，而不能为之致人民权利，危如累卵，实足令习法之人心寒。)望司法解释能考虑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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