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深圳市蛇口区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移山填海、兴建码头的工程开始动工。
两天半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传遍全国，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
1984年的春天，邓小平的专列驶出了北京，驶向了南方。
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让他深感振奋。
他欣然命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开放北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宛如珍珠，串起了中国长达 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1988年，中央批准海南建省，并决定开发开放海南岛。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开启，古老而青春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使中国充满着活力。
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一步步向前发展。从资源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从而形成滚滚春潮，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被人们牢牢记住。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邓小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35周年盛大庆典，这是对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检阅。
在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自发拉起了一条自制的横幅——“小平您好”。
这朴素、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爱戴;表达了对他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春潮滚滚，春风浩荡。
这是改革的春潮，时代的春潮，它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它凝聚着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向着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奔涌向前!
为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能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9月，从朝鲜结束访问后邓小平视察了东北地区。这东北之行，他是到处“点火”。一路上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号召各级干部都要开动脑筋，破除僵化。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同源头活水，飞流直下。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给各国发展创造了机遇。1978年，微软公司已经度过了它的2周岁生日;德国告别了铅字印刷，开始用电脑排版;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开通;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了70%;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使用欧洲货币单位的宣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露。“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3000多美元。
然而，这一年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8%，贸易出口额只有世界的0.75%。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和考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五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这个代表团后来被称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先遣队”。
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震撼和冲击。像西欧国家这样30多米宽，设计时速在80、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当时的中国连1公里都没有。
这时，邓小平也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多月中，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亚洲国家，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
邓小平的回答饱含深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令他意识到，中国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78年11月10日，200多名高级干部聚集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2日，在东北组分组讨论中，陈云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怎么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条件是要解决“”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个讲话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讲话全文刊登到简报上。各个组纷纷响应，大家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强烈愿望，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倾泻而下。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邓小平高瞻远瞩，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到政治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卷起思想解放的风雷，驱散了那个时代困扰中国人的精神迷雾，指明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五天后，1978年12月18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如果说1949年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那么，1978年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
这一年，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从1979年开始，江苏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佛山等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为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紧锣密鼓，推进城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城市改革先从“放权、让利、搞活”做起。放权就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物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5月，首都钢铁厂等8家大型国营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这标志着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革价格体制、形成多种价格形式。
一项项改革逐步冲破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改革如大江东去，激流浩荡;社会像龙舟竞渡，百舸争流。
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中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摆摊做买卖的也越来越多了。
温州人民西路上，这家店铺并不惹眼，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那时起，“个体户”这个字眼逐渐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1979年秋天，18岁的章华妹作出一个冒险而又无奈的决定：当个体户。当时的政策对个体工商业还有许多限制，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门前摆摊，卖些日用小百货补贴家用。
章华妹没有料到，转机会来得这么快。1980年12月，一张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发到了章华妹手中，直到24年后，她才知道：自己领到的这张营业执照是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
章华妹：“工商所的同志过来说，你现在拿了这个执照，你们可以做大一点了，国家是允许你们做的，你们大胆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能开多大开多大，没关系。”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起初他的雇工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有人说，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规定，应该限制。邓小平看到调查报告后，他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政策逐渐放宽，使市场上水到渠成地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些起初不起眼的小作坊、小工厂、小商店越做越大，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主。
这组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雅马哈鱼档 》，记录了像章华妹等一批由待业青年转变而来的创业者们，他们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1978年全国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仅有14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260万。
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竞相崛起，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传统计划流通制开始向市场流通体制演变。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等呈现出新的气象，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流通更加活跃，朝着方便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促进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科技方面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全面展开。1985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北京大学的王选抓住了机遇。他主持研发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后，没有驻守实验室停止脚步，1988年，他携技术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合作，这是方正集团的前身。
激光照排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引发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
王选在商海弄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在新科技浪潮中逐浪。
1986年3月3日，他们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月5日，邓小平明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正因为意识到科技是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按提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中国的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3月，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7月，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当时他来到中英街，他看到街心几块石头隔离了一条小街，香港一侧车水马龙，而大陆一侧非常萧条。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他心情沉重。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开国第一仗，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代表着亿万农民的前进方向，永安公司成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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