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秀区城中街道办事处主任潘玉棠与党员帮教小组成员到吸毒人员孔某家中慰问并送上慰问品，让涉毒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社会的温暖。这是万秀区实施党建引领，党员“三帮一”帮教管控吸毒人员的例子。
当天，潘玉堂与孔某进行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孔某的生活状况与思想动态，耐心细致地为孔某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宣传禁毒知识和政策。同时，社区党员义工还耐心听取和记录了孔某的实际困难和意见，并表示让孔某有什么困难及时和社区联系，社区在力所能及范围下帮扶救助。孔某表示，他已明白毒品的危害，不会再碰触毒品，会配合帮教小组的定期谈话。
作为梧州市主城区，万秀区常驻人口30余万，目前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610名，本地籍在册吸毒人员数1792人;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数69人。近年来，针对万秀区戒断复吸人数较多、宣传教育面窄、帮扶就业工作薄弱等制约瓶颈，万秀区公安分局积极对标找差，解决短板问题，探索党员帮教管控吸毒人员“零缝隙”衔接新机制和禁毒宣传等基础工作。
去年以来，万秀区公安分局联合辖区禁毒办在深入调研、掌握辖区毒情的基础上，研究制订帮教矫助措施，建立健全矫助机构，抽调人员充实专业化禁毒社工队伍，并下沉到街道、社区开展工作。针对不同的涉毒对象建立由禁毒专职社工、禁毒成员单位、禁毒志愿者、家庭成员和派出所社区民警组成的社区帮教工作组，对涉毒人员开展“一帮一”“二帮一”“三帮一”等形式的帮教挽救工作。深入学习贯彻“枫桥经验”，形成了党建引领、党群共治的禁毒工作新模式。坚持用党建引领禁毒队伍建设，借助多元社会力量，增强禁毒合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落实党员力量，提升工作能力;依托凯旋红马甲志愿者，积极发挥党员禁毒志愿者的公益服务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涉毒人员走访沟通、衔接帮教等。整合社会组织的党员力量，搭建吸毒人员回归平台，开展心理治疗、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活动，促进吸毒人员回归社会。
“我今天去看看我的‘责任田’，了解一些帮扶对象的情况。”今年8月23日下午，大学派出所民警朱晓勇、社区帮教人员陈楚江来到蝶彩社区吸毒人员苏某的家帮教戒毒。朱警官和陈楚江咨询，一边家常。“请放心，教育部门已经批复同意你孩子转学的申请。”“以后我就不用担心小孩的上学问题，一定好好做工，远离毒品重新做人。”苏某拉着帮教人员的手热泪盈眶，表示下定决心把毒瘾戒掉。随后朱警官帮苏某做了第一次的尿检，尿检结果呈阴性。并签订社区戒毒(康复)协议书，建立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档案，苏某的社区戒毒康复计划从此正式展开并成功踏出第一步。
为保证涉毒帮教矫助工作落到实处，万秀区公安分局牵头对辖区涉毒对象逐个进行梳理、分析，创新工作措施，有的放矢地开展帮教工作。分局协助区禁毒办建立了一系列强化社区吸毒人员管理的办法制度，保障社区帮教矫正工作的成果得到巩固。分局明确岗位目标，将涉毒系统的采集维护和帮教对象的稳定率、好转率、重新违法犯罪率等纳入年度考核目标。对于因排查登记工作不深入导致人员脱管失控、引发社会治安事端的，严格倒查问责。
“通过设立帮教小组，每个吸毒人员都有党员干部承包，每个党员干部所在的帮教小组都负责一个帮扶群体，划分好了每个党员干部的‘责任田’。”万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禁毒委主任张国辉向记者介绍。
万秀区对每一位吸毒人员对应成立一个帮教小组，小组成员由社区(村委)、乡镇(街道)的党员干部2-3人组成，具体负责该名吸毒人员的管理工作。对所负责帮教的社会面吸毒人员进行全面、彻底的见面核查，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实”。通过建立“一人一档、一月一见”的管理机制，准确掌握帮教吸毒人员的具体情况，对每名帮教吸毒人员建立一人一档的台账，制定戒毒(康复)帮教计划。实行每月一次见面谈话制度。对吸毒人员采取定期的谈话见面，全面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发现有肇事肇祸倾向的吸毒人员、超期未报到、不进行定期检测、拒不接受检测、违反社区(村)戒毒(康复)协议的吸毒人员，应当及时通报社区戒毒康复中心。
张国辉介绍：该辖区将帮教承包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绩效考评，年终将按要求进行考评。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工作不到位，导致吸毒人员脱管失控，多次出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问题的单位，追究单位负责人和承包人的责任。
起床闹钟把我叫醒了，窗外透出光亮，这是我们第六组在桑植县瑞塔铺镇鸟儿岭村“进村入户”的第二天。
站在户主刘老师的院子里，享受着乡村早晨的宁静。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村落，蜿蜒的水泥路伸展到各家各户，村民大都住上了楼房，院前的一幢新房已经建好了第一层，这是刘老师的女儿女婿用打工赚来的钱修建的，计划修建三层，两个刚成年的儿子一人一半，他们建好房子以后，继续回福建打工。回想起昨晚刘老师说十年前修房子时，建筑材料全靠马队驮运，使我对“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村干部将陪同我们访问贫困户，我有些疑惑：“这里条件很好呀，怎么也有贫困户呢?”陈支书告诉我，村里有几户孤寡老人，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还是很贫穷的。我们步行到了今天访问的第一户，这是一栋原来六、七十时代的老木房子，木质窗格镂空着“卐”字格，窗格中央位置是一颗五角星，木房子一排四间，彰显着当年的些许辉煌，而如今，它趴在一片砖瓦洋房中却显得格外寒酸。房檐下，杂乱堆放着几只南瓜、一堆红薯，还有一架许久未用了的石磨，悬挂着的竹竿上晾晒着几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衣服。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户主张奶奶已经82岁了，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丈夫早年去世，与至今尚未成家的弱智儿子相依为命，现在主要生活来源是家里不多的田地，自己的农村社保和来自各方面的救济。了解到情况后，几位同学纷纷慷慨解囊，为老人捐了几百元钱，让老人家添点御寒衣被，买些生活日用品。对于我们送上的慰问金，户主的儿子一直不好意思接，村支书才把慰问金放到了他的手里。
第二户贫困户是82岁的王奶奶，儿子早逝，王奶奶身体倒还健朗，耳聪目明，生活基本能够处理。交谈的过程中，一直向我们道谢，念叨着我们的到来，让她感到了后辈的温情。当我们和王奶奶合影的时候，王奶奶说她的旧帽子不好看，坚持要摘下帽子才和我们一起照相，好可爱的一位老奶奶!陆续又去了两家贫困户，都是因为年老无子、身体残障方面的原因致贫，我们为贫困户都送上了慰问金，钱不多，希望能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体现社会的温情。
整个走访花了近三个小时，一路上，我们谈到现在的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很多老人面临着负担重、收入低、精神生活单调、家庭氛围缺失、医疗保障不足、安全隐患多等等问题。
扶贫还要扶心。要时刻注意呵护学生的心灵，保护他们的自尊。现在的扶贫助学模式，往往是“一帮一”的模式，谁帮谁双方都知道，这种结对帮扶在方便、快捷、便于联系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弊端：帮助者是否应该得到被助者的报答?被助者是否就应该念念不忘被帮扶而感恩的情感包袱?被助者不感恩是否应该受到谴责?不感恩是否帮助者就应该中断施助?曾经见到报道，一个得到救助的学生几年里连个电话也不打，连封信也不写，更没有登门道谢的事情，施助者感到委屈，叫屈的同时甚至想停止救助。报道以来，媒体和社会纷纷谴责被救助的学生，大谈必须实施感恩教育。我们承认这样的学生也会存在，但在谴责的同时，谁又会理解得到救助的学生的那颗过分敏感的心灵呢?他们没有感恩的举动，不一定是人品所致，很可能是别有隐情。所以，现在提倡的“暗助”还是十分可行的，这种暗助正是对学生心灵的最好呵护。有个学校为了帮助贫困生，根据食堂电脑统计，针对每个月花费伙食费最少的那部分学生，学校都会偷偷为其在餐饮卡里注入一定量的伙食资金，这样既帮助了学生，又有效的保护了学生的'面子，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让他们暗暗地感恩社会。
忽然想起了前几年报纸上登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盲女为了自食其力每天站在街头卖花，一个企业的老板看到后慷慨解囊，拿出一大笔钱交给盲女生活用。固执的盲女谢绝了企业老板的好意，一分钱不要。企业的老板改变了办法，从此他天天到卖花的盲女前买花，有时候自己忙就派自己的员工去买花。卖花的盲女因为能够自食其力而由衷的快乐，那个聪明善良的老板因为助人也感到了由衷的快乐。那个企业的老板实在可贵，他用自己的善良帮助了人，更可贵的是他保护了盲女的那颗心灵。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帮助方法的不当很容易造成受助者的“接受施舍”的认识误区，这时候的帮扶就成了拆了心灵的“东墙”去补充物质的“西墙”的举动了。
给学生一个捐资助学求学的机会，要给学生一份情感上的体谅和态度上的温情，更要给学生一个健全的人格。不要给学生贴上贫困的标签，不要让每当新学年伊始的扶贫助学再成为教育四季歌中一段悲情旋律，莫忘扶贫还要扶心，真正让受助的学生成为学有所成、心智健全的完美无瑕的人。
随着省内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升级，给刑满释放人员衔接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元宝区司法局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不等不靠，打好提前量，通过一系列贴心帮扶措施，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教育、帮扶和引导，确保疫情防控和刑满释放人员衔接安置工作两不误。
一是早沟通，及时掌握信息。区司法局接到沈阳某监狱的释放通知后，立即与家属和所在社区沟通，核实其基本情况和家庭状况，了解释放后可能遇到的生活困难。与卫健部门沟通，了解监狱所在地区返丹后的疫情防控要求。与监狱沟通，综合刑满释放人员的基本情况、家庭状况和服刑期间的表现，结合释放地区和丹东的疫情防控要求，共同制定制定安全妥善的衔接方案。
二是早谋划，解决后顾之忧。经过前期的了解，由重点管控地区返丹人员需要进行集中隔离，考虑到从监狱释放后又要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刑满释放人员自身的焦虑、对家庭的愧疚以及对集中隔离费用的顾虑，会使其产生不安的情绪。区司法局提前向区政府汇报情况，经过区政府研究决定，为其减免集中隔离的费用，解决刑满释放人员及家属的后顾之忧，极大缓解了刑满释放人员及其家属的不稳定情绪。三是早部署，做到贴心式帮扶。
解决集中隔离的费用问题后，司法局立即通知家属，并告知集中隔离点生活条件有所欠缺，提醒家属为其准备隔离期间的生活用品、手机等通讯或娱乐设备，既方便后续与家属和司法局工作人员联系，同时也能让其提前适应刑满释放的生活，缓解集中隔离期间的烦躁情绪。在隔离期间，司法局工作人员多次与刑满释放人员电话沟通，耐心开导，帮其消除内心的不安情绪，并鼓励他们尽量克服暂时的困难，为人生重新来过走好第一步。
刑满释放人员对于区政府和司法局的关心表示感谢，也一再表示，隔离结束后一定会尽快地重新融入社会，努力过上好日子。在防疫特殊时期，区司法局早沟通、早谋划、早部署，让刑满释放人员的回家路变的温暖而又顺畅，为进一步开展好安置帮教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区检察院一位临近退休的机关干部，能够被组织派来主持化溪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担任“第一书记”，我既意外，又自豪，还有沉甸甸的责任。童家镇化溪村是一座交通便利、风景宜人、民风淳朴的村庄，在这里，我与镇、村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细数这段时间以来的扶贫工作，虽已疲惫不堪，但也收获满满，扶贫工作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肯定，得到了贫困户的认可。
按照区检察院的统一部署，四位院领导带领八名干警组成扶贫攻坚小组，加班加点，紧张有序地推进化溪村扶贫攻坚工作。四五月的南方，正值雨季，村里昼夜温差比较大，空气湿度也很大。我带领镇、村帮扶干部一同走村串巷，马不停蹄的奔走在乡间田野，详细了解贫困户的家庭人口、致贫原因等基本情况，倾听贫困户心声。我们都是晚上走访贫困户了解情况，白天集中汇总问题。从社情民意的摸底到精准识别的完成，从帮扶政策的宣讲到帮扶措施的落地，从各类台账的完善到一件件惠民为民的小事，帮扶干部真心扶贫，真正扶贫的行动感动了贫困户，也感动了我这位“第一书记”。
在走访过程中，我了解了贫困户生活生产的实际困难，并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比如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家庭，要求镇村按照程序尽快将其纳入低保体系;对因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要求镇村给予临时救助、医疗救助;对于低保户中，生活越加困难的家庭，要求镇村提高救助标准;我还联系了我市部分知名的企业家、有爱心的成功人士，请他们加入扶贫队伍，为扶贫工作出钱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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