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问题探析(2)

    在这一问题上， 中央纪检监察机关及最高司法机关很早就明确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原则。但实践中的情况一直比较复杂。如党政人员违纪行为的涉罪判断权以及何时才“发现”涉嫌犯罪的决定权掌握在纪检监察部门手中， 而且移送司法也须经过批准程序，这就容易在何时移送、是否移送上产生难以预知性，从而影响犯罪追究。实践中时有发生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明显涉罪者仍采取党政纪调查方式处理，而未移送检察机关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启示我们，从制度构建和反腐败法治化进程来看，应当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和纪检监察办案权之间更科学协调的运行模式进行深入探讨。
    2．检察机关相对于公安机关的机动侦查权问题。1996 年刑诉法修改后，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被严重削弱：一是检察职能管辖范围固化，对与职务犯罪相关联的普通犯罪管辖权被取消。检察直接受案范围被限定为“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而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中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虽然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案件涉嫌主罪属检察院管辖的由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配合，但只限于有主罪且主罪是贪污贿赂罪的案件。对于其他案件， 检察机关只能通过立案监督加以介入，实质效果有限。二是机动侦查权受到多重限制。对象主体缩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案件上限制为重大犯罪案件，程序上限定为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且必须满足“利用职权实施”这一条件。这导致实践中机动侦查权几乎难以启动。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的价值
    1．促进职务犯罪治理法治化。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但也要充分考虑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追求价值和方法的统一。职务犯罪治理法治化是新时期服务反腐败事业的重要途径。纪检监察部门曾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 但对于存在的问题也应重视。如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一些违法事实与司法证据要求相比常有差距，造成“夹生”和“返工”，加大办案总成本；即便所查事实“确实、充分”，但是否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却又面临争议。又如对“两规”可否折抵刑期，实践中争议也很大。另外由于纪检监察部门是反腐败组织协调者， 因而受认识水平、人情等因素影响，有时会对司法办案进行一定干涉， 造成一些确属职务犯罪的案件难以查处的被动局面， 实际上不利于反腐败事业深入推进。基于这些，若能通过完善机制，在保持纪检监察部门党政纪处理权的同时， 使案件一经发现有明确犯罪嫌疑便纳入法律侦查程序中， 以司法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特征， 进一步构筑反腐败的正面形象。从国际反腐败发展趋势看，检察机关作为专职司法机关的作用正日益受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的重视。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发挥检察机关的角色作用，既体现了国际反腐败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改善我国反腐败事业的效果与环境。  2．提高对职务犯罪追诉水平。检察机关作为司法领域中的公益代表，应具有强大的犯罪发现能力。但现代社会中职务犯罪常隐藏在普通违法犯罪行为背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也越来越强。依靠单纯对职务犯罪本身的侦查，往往难以取得突破。而通过侦查某些与职务犯罪有联系的普通犯罪， 则容易获得线索，甚至成为查处职务犯罪的捷径。[1]另外，在当前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案件中， 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的身份、行为与利益往往盘根错节，而检察机关囿于侦查权限限制， 必须先确定行为人主体特征才能立案，大大制约了查处实效。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刑事立案管辖分工的规定过于僵化， 检察机关根据职务犯罪追诉需要而自主决定侦查关联犯罪的权力过窄，制约了职务犯罪侦查的有效开展。而增强检察机关对与职务犯罪有密切联系犯罪的机动侦查权，则有利于发现和打击职务犯罪，有效应对现代社会职务犯罪隐蔽性、交织性的复杂情况。另外，在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部门配合办案的领域， 保障检察机关必要的及时介入权和优先采取法律措施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纪检监察人员的非专业性或因纪检监察与检察侦查衔接不及时造成的案件失密等问题，保障对构罪案件的有力追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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