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宪法法院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介评(5)

　　关于审查预算问题的方法和审查的结果，宪法法院在TAC案的判决中做了最集中的阐述。法院认为，它的审查本身的目的并不是“直接进行预算的重新安排”，但是审查“可能在实际上会产生对预算的暗示”。这表明，法院既不会直接介入政府的预算安排，也不会对政府最初在宏观层面的分配决定做出指令。但是由于法院会审查政府措施的合理性，一旦法院做出政府措施不合理的判决，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安排它的预算。 
　　在法院自己重新安排预算和法院做出判决导致政府必须重新安排预算之间的差别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例如，在Khosa案中，尽管法院没有直接重新安排预算，但是判决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为那些它本来不愿支出的项目分配资源。虽然两种做法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后者允许法院在不对政府发出直接指令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政府的预算分配选择。这样，既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达到保护社会权的目的，又可以避免法院和政治部门的直接冲突。
　　(二)“合理性审查标准”对社会权保护的不利影响 
　　虽然通过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宪法法院可以在不违背权力分立原则、不与政治部门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实现对社会权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实践也证明，宪法法院在保护社会权方面确实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宪法法院在上述案件中表现出的对自身权限的限制和对权力分立的妥协，都大大制约了法院审查政府积极义务的范围和程度，也会在未来的案件中对社会权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从宪法法院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让人忧虑的是法院把宪法第26(2)和27(2)提出的“合理性”性要求与26(1)和27(1)保护的权利合并在一起。这种对权利的解释可能会使政府保护社会权的义务仅仅停留在制定合理的计划上。在Grootbroom案和TAC案中，法院几乎没有对相关权利，如住房权和健康权的界限和范围进行分析。相反，它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一个术语，即“合理性”的关注上。而这种对“合理性”的过分关注使法院忽视了其他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可行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存在于国际人权法中，也可能存在于南非宪法的权利法案中。在宪法法院的判例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对“最低核心义务”标准的拒绝。 
　　“最低核心义务”标准是划定最基本的政府义务的方法，是在国际人权法，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发展出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每个缔约国均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确保至少使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虽然南非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南非宪法明确要求，法院在解释权利法案时应充分考虑国际人权法的精神。可惜的是，在Grootbroom案和TAC案中，宪法法院都明确拒绝承认在宪法第26条和第27条中存在一个类似的最低核心义务。 
　　在Grootbroom案中，法院认为阐释一个内在于宪法第26条的最低核心义务对它而言太复杂，尤其是在缺乏与这样的一项义务的内容相关的信息的情况下。法院进一步指出，它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被挑战的住房计划根据第26(2)是否是合理的，以及不符合最低核心义务是否会影响到被挑战的法律或政策的合理性。而对于最低核心义务本身，法院断言：“我们没有充足的信息来决定什么构成我们宪法文本中的最低核心义务。”实际上，法院在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时采用了“合理性标准”而排斥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即使在提到“最低核心义务”的场合，也只是“把它作为判断政府行为合理性的一个相关考虑因素”。该判决因误解了“最低核心义务”的含义、过分夸大了它的复杂性而受到批评，判决否认“人们享有能被明确的、不依赖于文本的社会权的基本利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TAC案中，该案被告主张宪法第27(1)包含一项最低核心义务，根据这项义务，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能享有独立的权利，而不受第27(2)的限制。但是法院拒绝采纳这种解释，并宣称“立即为每个人提供一项核心服务是不可能的。”政府所能做的只是采取合理行动提供社会权逐步实现的机会。虽然法院承认对社会权的“最低核心义务”的保护是宪法的要求，但是在本案中，法院仍一再强调司法自制的必要性，认为“法院不具备决定最低核心标准所必需的广泛的事实和政治调查”，而且“这会对全社会产生多种社会和经济影响”。最后法院强调，无论是否考虑宪法第27(2)的规定，第27(1)都永远不会产生一项独立的、可实施的积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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