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参见拙稿：《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前引书，第447页以下。
[27] See Louis Fisher, Constitutional Dialogues: Interpretation as Political Process, 198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 59.
[28] United States v. Butler，297 U. S.1, 79 (1936).
[29] Missouri, Kansas and Texas Ry. Co. v. May, 194 U. S. 267, 269, 270 (1904).
[30] [德]拉伦茨，前引书，第221页。
[31] 陈新民，前引书，第270页。
[32]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7页。
[33] 参见周永坤，前引书，第394页。当然，周教授随后认为合宪性解释有一个与违宪审查平衡的问题，并指出：“在合宪解释时不得违反法律原意，如果法律本意违宪，法官更改法律原意使之符合宪法则侵犯了立法权”，但这依然不能否定前引的周教授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判断实质上是对合宪性解释的重大误解。值得一提的是，周教授的这本《法理学》乃是国内众多法理学教科书中仅有的把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评介的教科书。宪法审查制度在二战后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与之相应的是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日益受到各国学界及司法实务界的重视。当下我国旨在推动宪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尽早建立的宪法审查制度研究可谓炙手可热，但学界对合宪性解释方法忽视之如此田地，委实需要深刻反思与反省。
[34] [德]拉伦茨，前引书，第217页。
[35] [德]魏德士，前引书，第326页。
[36] BVerfGE 8, 28. 陈新民教授曾对此案有深入的检讨，参见氏著，前引书，第272页以下。
[37] 参见苏永钦，前引书，第121页。
[38] 参见苏永钦，前引书，第120－3页。
[39] 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前引书，第456－7页。
[40] 参见吴庚，前引书，第591页。
[41] Parsons v. Bedford, 28 U. S. 433, 448 (1830).
[42] Id.,at 448-9.
[43] Grenada Country Supervisors v. Brogden, 112 U. S. 261, 269 (1884).
[44] United States v. Delaware and Hudson Co., 213 U. S. 366, 407 (1909).
[45] See 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Philip P. Frickey, Quasi-Constitutional Law: Clear Statement Rules as Constitutional Lawmaking, 45 Vand. L. Rev. 599 (1992).
[46] BVerfGE 41, 65. 有关此案的详尽检讨可参见陈新民，前引书，第260页以下。
[47] 我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第八十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48] 如在已众所周知的“洛阳玉米种子案”中，李慧娟法官就根据《立法法》之规定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有关农作物种子由定价之规定因违反《种子法》而无效。参见郭国松：《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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