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命名并感受司法之美(2)

　　在这种以人民性为根本特性的政治制度下，其所属法律制度的人民性显而易见。具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二是人人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每一个现代法律体系，或者说，每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都是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在当今中国社会里，法治所推行和维护的秩序是反对奴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特权的秩序，是人性化的、符合每个人的天然要求的秩序。
　　（二）法律之内人人自由。凯撒说：“任何人生来都渴求自由，痛恨奴役。”康德则进一步说：“自由是每个人据其人性原则所拥有的一个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在法治所追求的价值中，自由居于最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亦如此）。洛克曾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原则：“法律之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在我国，法律承认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并建立了一系列保障自由的制度。因为自由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天性，而且是所有人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法治的意义就是通过法律来确定并维持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以便人人自由得到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障。
　　（三）法律之中人人照顾。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我国的法律制度不仅是温情的、符合人性的，而且寓德于法之中将德治作为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把社会的道德共识转变为法律；通过立法技术把模糊的道德原则转变为具体明确的法律原则和规范；通过把道德确定为法律的基础和补充，使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人人皆充分享受到了法律的照顾。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法治，所表现的制度是民主，所统摄的灵魂是人权。
　　（四）法律之下人人低头。这并不是说法治在人之上，而是说所有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都要服从秩序，而这种秩序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法律之下人人低头是针对如下两种主体而言的：一是那些试图以个人意志或力量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二是从市民社会产生又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及其机构。
　　二、司法人民性的内容解读——我国法院的职能和司法权的人民性。
　　我国司法制度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大特征，从理念上可索源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指导方针，从而也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特征，奠定了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
　　从我国司法权的行使者法院的职能来看，其人民性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从名称上看，我国各级法院明确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法官、人民陪审员等都是如此，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如此命名。既然是人民的法院，其司法活动就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其他国家的法院职能一样，我国法院的基本职能有三个方面：1、审判案件；2、细化规则落实法条；3、为社会树立公正之典范。但除此外，我国人民法院既然冠以“人民”的字样，其司法为民和便民的使命是其他国家的法院所不具备的。详言之，应当至少在以下方面提供为民服务：在司法组织上，要便于人民及时起诉和法院有效处理；在司法活动上，应该坚持司法平等和求是原则；在司法程序上，应力求手续简便、通俗易懂。
　　我国司法“人民性”的另外一个表面特征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完成人民授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程序。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少见的。人民法院的名称和人民法院院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还只是我国司法制度人民性的表面特征，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决定这一特性的根本原因。 我国司法机关与各级人大的关系并不是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中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在三权分立制度下，司法权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形成制约，而我国的违宪审查权没有授予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这一权力。另一方面，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行政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也不在司法审查的权限之内。我国的法院其实就相当于许多国家的普通法院，不能与他们的宪法法院和有违宪审查权的最高法院的地位相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机关除了任免法官时行使多数同意权外，由于受司法独立原则的限制，议会不能对法院和现任法官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监督权。我国的司法权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正副庭长、审判员由常委会任免，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受人大的集体监督。简单地说，我国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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