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俩人对简•奥斯丁的评论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和伍尔夫的女性观是非常不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他们两个人对同一个女作家的评价,来加深我们的印象。简•奥斯丁是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理智和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等,她善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能于平凡而狭窄有限的情节中揭示生活悲喜剧,在英国小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劳伦斯对她却颇有微词,他这样说:“可在下作的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这感觉就消失了。这老姑娘强调‘个性’而非性格,强调分离中的认识而非融会中的认识,令我感到十分反感。她可以说是一个不良,下作,势力的英国人,正如同菲尔丁是个善良而慷慨大方的英国人一样。”(8)劳伦斯认为,奥斯丁所塑造的人物缺乏热情,心非人心,有隔绝感,威胁感和恐惧感,纯粹是机械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伍尔夫却对奥斯丁赞誉有加,她说:“没有哪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充分利用自己敏锐的感觉来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然而,她又能以健全的心灵,准确的判断力和严格的道德标准揭示出种种偏离仁慈,诚实和真挚的现象,而仁慈,诚实和真挚,恰恰是英国文学中最受重视的主题。”(9)在伍尔夫看来,奥斯丁不仅才智过人,而且还有成熟的判断力。她对自己的作品有高标准的要求,她不写激情,浪漫的场面,不直接描写爱情,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持她的端庄,沉静和秀气。
六、总体评价
劳伦斯和伍尔夫都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作家,各自创作出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并且都以精深的思想而著称于世,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女性观。从文学创作方法上看,劳伦斯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伍尔夫却追随现代小说的理论革新,以“意识流”方法而蜚声世界。从文学潮流来分析,劳伦斯的女性观带有传统的烙印,体现了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思想,而伍尔夫的女性观具有前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声音,又开启了新时代女性主义的先河。从思想根源上看,劳伦斯是反人类理性的,重视人的基本感觉和本能,而伍尔夫是颂扬人的理性的,强调人类的天生平等。劳伦斯深受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都认为人的心理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意识。但弗洛伊德认为的无意识是被压抑的情绪、欲望和动机,是恶的。(10)而劳伦斯的无意识是人最本真的需要,最真实的感受,是善的,至少是真的。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在控制自然方面已取得了持续的进步,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自由;文明是以对人的本性的强制和否定为代价的。(11)劳伦斯也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使人异化,人类已不再本真,习惯用工业文明的条款条例——社会准则来压抑自我需要,自我的真实感受。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规则的附庸,从而失去了自我灵魂生存的意义。人应该找到真正的自我,做真正的自我,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甚至对性的认识,他们俩都坚持同样的观点:一切事物说到底都同性有关。劳伦斯就像女性唯美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写女人,写她们的目标和理想,写她们的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女人更愿意从事绘画而不愿照料孩子,但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性别,还是男人写女人。伍尔夫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以女性作家身份写女人,更具真实性。“她的女性主义之所以持久有力,是因为它并非一种思想或几种思想的混合,而更是对现实一系列强有力的领悟与感知。”(12)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男性作家试图用天使和魔鬼的形象来控制他们文本中的女性题材,继而达到控制妇女(包括女性作家)的目的。伍尔夫认为,“屋子里的天使”是男性作家强加给文学妇女的最恶毒的形象,妇女要想成为真正的作者,就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同时也必须杀死魔鬼。伍尔夫成为女性空间的建筑师,她笔下的女性透过窗户观察一个更充满暴力的男性世界,而她们自己的愤怒,反抗和性别特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得以抒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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