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由话语”的引进——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对中国现代性(3)

　　四、结语
　　西方近代思想启蒙首先并始终关注的是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权利，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一开始最关注的便是民族危亡和国家制度问题。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在争取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大力倡导国民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应近代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国民”。这个“国民”尽管也有西方所提倡的各种个人权利，但更强调政治人格和道德修养，更关注国民觉悟和国家存亡之问的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而五四启蒙运动则产生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特定历史时期，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时代落差，使五四启蒙学者无法放弃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无法将个人之发展完全超越国家和社会之上，他们只能徘徊在立国与立人之间，力求一种群己平衡和个人主义。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诉求就必然依附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历史目标和政治理想。个人的觉醒亦成了民族的觉醒的曲折表现。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民族启蒙和个体启蒙的同构性。翻译过来的自由主和个人主义话语成功的构建了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从专制保守的封建形态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现代形态转向。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的现代白话和文学话语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学话语和语言文字的现代性。由此可见翻译在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对构建中国形象和对中国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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