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言语行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启示(2)

　　二、传统言语行为研究
　　在奥斯汀和塞尔之后，学者们开始更加深入地分析言语行为。与奥斯汀和塞尔的经典言语行为研究相比，后来的研究内容更充实，视角更丰富，总体上来说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还是以句子为研究单位，但不再把重点放在行为动词上，而是更倾向于研究句法结构，如实现某项言语行为而采用的不同句子类型。
　　第二，语用礼貌和言语策略被引入研究。研究者开始借鉴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理论，并把常见的间接言语行为归因于说话者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同时，他们还研究各种具体的言语策略用于体现语用礼貌。
　　第三，语料收集方法发生变化。前面也已提到，奥斯汀和塞尔所列举的话语例子是他们凭主观提出的，没有真实的对话作基础。但现阶段的研究开始向说话者收集语料，并且所采用的方法是以问卷调查为主，其中分为三类：会话完成测试(DCT)、多项选择问卷(MCQ)和应答分类问卷(SRQ)。值得注意的是，这样所收集的语料还不是自然对话。除了上述的三个特点，还有一个显著的情况便是言语行为的研究开始与语际语用学关系紧密。研究者开始关注外语学习过程的言语行为实现情况，他们一般会通过比较操本族语者和外语学习者来总结外语学习者的语用错误，从而为外语教学服务。
　　综观上述的言语行为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一些矛盾或疏漏之处，如：首先，语境的问题。语用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语境，强调语言在语境下的使用情况。言语行为理论家和研究者们也指出语境的重要性，但观察言语行为的研究却可以发现他们研究所依赖的语料是偏离甚至于脱离真实语境的。奥斯汀和塞尔所引用的话语例子是没有真实对话作依据的，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开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语料，问卷里往往会说明语境场合，但这样的语料更多的是偏向于测试性质，并不是自然对话，也就不能算是日常语言使用完全真实的反映。 　　其次，英语语料为主的问题。言语行为理论起源并发展于西方世界，欧美学者在英语语料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模板。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直接研究本族语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比较英语与自己母语的不同情况。国内言语行为研究的现状也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如刘国辉研究的是英汉两种语言请求策略的理论和实证对比，朱坷涉及到的“建议”言语行为也是英汉的比较。
　　最后，适用性的问题。西方学者建立理论框架的时候多半是以自己的本族语为语料基础，但他们同时又试图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具有普通适用性。塞尔就相信任何一种语言原则上都可以体现唯一的言语行为真理，他说：“因此，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研究，只有一种句子意义的研究，只有一种言语行为的研究。”西方学者相信通过研究本族语能总结出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根本规律。然而，文化的差异给这个普遍适用性带来了问题。例如，在英语文化中，“建议”这一言语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建议给予者因此会出于礼貌的考虑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减少可能的威胁因素。但Bayraktaroglu发现“建议”在土耳其文化里远没有西方学者所谓的威胁性，相反地，土耳其文化把“建议”视为团结的象征，促使团体一起解决某个问题。

　　三、言语行为研究的新方向
　　鉴于上述提到的问题，言语行为研究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突破。事实上，语用学研究和言语行为研究现阶段已经出现了针对上述问题的新方向。本文将介绍其中的两个新方向，并分别称之为特定文化环境(culture—specifc)以及特定语言环境(1anguage—speciifco一方面，特定文化环境是说研究者要以研究对象的文化为本，尤其是当东方学者采纳西方传统理论框架的时候，要从自身的文化出发，要以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SachikoIde，YasuhiroKatagiri，willi锄Hanks和ScottSaft等人近年提出“解放语用学”(“emancipatory pragmatics”)的概念，旨在“打破已建立模式的束缚并使理论来源多样化”。他们指出，基于欧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语用学研究传统，倾向于“不加鉴别地依赖于操现代西方语言者的常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理性和市场经济”。于是他们鼓励研究者们“将本族语者的生活世界融进该语言的语用描述中”。显而易见，“解放语用学”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研究者基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文化，而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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