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递增和马歇尔范式(上）(2)

    杨小凯（Yang；2000）对收益递增发生的解释与阿瑟不同，他用角点解分析揭示出，收益递增并不是如马歇尔所说，是市场的偶然现象；它也不是如阿瑟所说，仅仅是网络经济的特点。收益递增的发生，是从劳动分工就开始了，通过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发挥作用，只要有劳动分工存在，收益递增就一定存在，它不仅是市场的内秉机制，而且是市场效率的根本源泉。杨小凯的工作，不仅揭示了收益递增的根本属性，而且给出了收益递增发生的具体条件和准确时间，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递增那样捉摸不定。可惜的是，杨小凯犯了一个几乎马尔萨斯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要犯的错误，忘记了土地的收益递减作用。（他们对土地的唯一兴趣，仅仅在于可以用它来证明收益递减的存在，然后，收益递减就可以脱离土地而独立存在了。）所以，他只好将分工和市场的出现限定在17世纪的英国之后，（Yang；2000）这显然与经验观察有巨大的差距。同时也置马歇尔范式于完全无理的境地。    无论如何，杨小凯揭示了收益递增是市场的内秉机制，它并不是在市场发展到某一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正是来自收益递增的推动。     3．土地的收益递减和市场的收益递增的相互作用     阿瑟（Athur；1996）说，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都是市场本身的机制，当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增加了，收益递增就会替代收益递减，于是他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何衡量知识含量？农业科学知识（包括机械、农药、化肥、遗传生物学知识）算不算知识？要知道，遗传生物学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它在制药和农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制药业显然是收益递增的，而农业依然是收益递减的。阿瑟将无法解释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消长。当我们理解了收益递减是来自土地的增长限制，而收益递增是由于分工而产生的增长动力，这两个相互独立的收益机制就可以在市场中清晰地相互作用了。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土地的概念是与马歇尔的土地概念相一致的；而分工与市场都是由它们的一般定义来定义的，与杨小凯采用的定义一致，与机器的使用暂时没有关系。     对于一切与土地联系密切的生产，我们都观察不到收益递增，任意多的知识投入（机器等都是知识的某种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想象。明白这个道理是有好处的，至少经济学家可以有机会听得见生态学家的忠告。马歇尔（1920）说，长远地看，收益递减终究要对增长构成终极的限制。     但是在这个终极限制来临之前，收益递增却有机会暂时突破土地的限制，给我们带来财富和增长。可被观察到的收益递增发生在那些与土地联系不太密切的产业。正是这些产业的出现，使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能够最终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长，并使亚当斯密有机会观察到分工与增长之间是有联系的，只不过，他没有找到这种联系的内在机制；同时，这种机制推动下的增长也使马克思观察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市场内生的正反馈机制所蕴涵的巨大破坏力，他用劳动价值论描述劳动分工与增长的关系，并发现了其中内生的破坏力，事实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都证明，这种内生破坏性是（在经济学上）不可消除的。     经济学在内生增长模型上的努力，已经暗示，马歇尔结构是不必要的，没有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将更加简洁。（按照阿瑟的理解，内生增长模型的努力将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它不仅要同时考虑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的双重效果，而且还要面临一个划界的困难）但对马歇尔范式的放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忽略土地的收益递减限制，建立在收益递增基础上的任何模型都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原理模型，（这里没有包括增长曲线的模拟模型）它不可能解释增长为什么在“往复循环”的市场中不发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星球上，经济学家不应该忘记土地的终极限制，市场神通再广大，也无法跳出土地的手掌心。 三、亚当斯密的传统与杨小凯的工作     亚当斯密的最伟大成就，在于他揭示了劳动分工具有产生效率和增长的作用。由于马歇尔范式的介入，几乎没有人继续亚当斯密开创的工作，以至于他的理论与后来的经济学好象完全没有关系。在这期间，不是没有经济学家对这个有点反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注[1]）但经济学在马歇尔范式的误导下已经走得太远了，无法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直到杨小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工具，对分工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继续，尽管这继续的前面留下了几百年的时间，但他毕竟是继续下去了。杨小凯的研究发现，如果引入了“干中学”这样的收益递增概念，分工的收益递增机制就可以与增长的发生，在一个模型中建立起因果关系。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基于他的时代的经济现象，也许正是如此，才给后来的经济学家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分工是从亚当斯密时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杨小凯也有这种错觉。     杨小凯（Yang；“Development Economics”）认为，分工是与增长同时出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市场和分工的一般定义（尤其是杨小凯在数学分析中给出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分工早在许多年前就出现了，无论是“干中学”也好，收益递增也好，垄断倾向的出现也好，如果都是如杨小凯分析的，随着分工的出现而出现，那么，它们在几千年前的前工业社会就早已存在了。根据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市场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已经相当成熟。[注[2]]但在这样的经济中并没有增长出现。看来，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杨小凯的分工还有一点差别。亚当斯密是通过观察来揭示分工的意义，当他把分工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理解的分工与机器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Adam 1776；PP8-9 ]而杨小凯的定义(Yang,2000;pp49-51)是一个一般化的定义，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与机器的使用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主要是来自“干中学”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仅与亚当斯密分工的前两个特征有关。由于这种差别，亚当斯密定义的分工就和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增长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杨小凯的分工就更具有一般性，可以与市场同时发生在任何时候，事实上，这种分工也确实发生在增长之前。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分工与杨小凯所定义的分工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它们的收益递增效果是否避开了土地的收益递减拦截。     所以，分工的收益递增效应，是否可以在宏观上表现出来，被我们观察到，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后果，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能否避开强大的土地收益递减效应。     对收益递增的观察，据说早在李嘉图就注意到了，（注1）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附录8）中更是有详细描述。但马歇尔似乎认为收益递增只是经济中的偶然现象，并不值得特别关注，更没有将收益递增与分工联系起来。亚当斯密的传统就这样随着偶然现象和“例外”一起被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直到阿瑟，虽然因研究收益递增获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并不理解收益递增与分工的关系，他甚至不打算向这个方向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将他的收益递增限制在知识经济发生之后。而杨小凯的理论，则是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收益递减，在他的角点解分析中，完全没有收益递减的位置。即使是这样，他也愿意相信，马歇尔的均衡结构，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结果，这样卓有成效的工作，却落得数学证明工具的下场，缺乏理论建树。     令人惊奇的是，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竟然不像它的垄断倾向那么直接，在杨小凯给出了详细的数学证明之前，数百年的经济学中，竟然没有人能直观地理解其中的关系。阿瑟教授研究收益递增现象多年，也没有看到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马歇尔（1920）对收益递增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正是收益递增的垄断特征；在杨小凯对分工的详细分析中，也很容易发现，分工中产生的任何经验积累，都使拥有这经验的人具有获得垄断收益的可能，产生垄断的倾向，这在直观上也比较容易理解。至于收益递增是如何产生增长的，虽然杨小凯有详细的数学证明，但是在直观上，要理解收益递增和增长的关系却不是那么简单。当收益递增也就是边际成本下降发生的时候，不仅可以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而且可以用低于价格的成本出售足够多的商品而获得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阻止新的投资进入来分享这个利润，资本的积累就有了自我增殖的基础；新技术的使用和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收益递增的新增长点；（注2）产品的覆盖率本身又促进了产品的销量；（注3）经济的增长就是在这样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的。

百度搜索“70edu”或“70教育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70教育网，提供经典经济学收益递增和马歇尔范式(上）(2)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