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与近代科学方法(3)

    　　　　三　数学方法

    戊戌以前，中国的算学一直仅以“器”的形式作为“道”的附庸而存在，真正将它提升抽象，作为一种文化的基础学科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则始于维新派。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以数学方法来阐释人文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天文地理各学皆从算学入，通算犹识字也。”[26] 他鼓励学生要循序渐进，学好数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他自己于1885年即“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第二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27]。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前两稿基础上，编成《实理公法全书》，模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思维路数，将其认定的人类必须共同遵守的公私关系的道理，分门别类，归算为若干“实理”，类似欧氏几何学的“定义”；而把其所设计的为保证“实理”得到遵守的社会生活准则，叫作“公法”，与之作为比照的是各国现行或曾行、将行的信条，即所谓“比例”；还在各论条之下加按语说明，分别相当于欧氏几何学的“定理”、“公式”和“证明”。康有为这种依“几何公理”来比拟、推导人类社会进化的做法，虽大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显示了这位思想家的大胆思维尝试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另外，谭嗣同也是非常重视数学、几何学及其方法的思想家。他创办的第一个学会就是算学会。他说，“算法……为格致入门之始”[28]，“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29]。他曾下苦功通读过《几何原本》前六卷，还试图解答其中的疑难问题，认为“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30]。和康有为一样，他也以数学逻辑来建立其哲学体系。《仁学》中的《界说》即模仿《几何原本》书前的“界说”（定义）制定。例如，界说第十四条“不生与不灭平等，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亦平等”，即是以代数中的等式原理来推演的。以康、谭为代表的这部分维新知识分子坚信只有数学才是科学的根本门径，而严复则在高度重视归纳逻辑的同时，为数学给出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学术定位。他批评了某些国人盲目崇拜数学的倾向，但并未像培根、穆勒那样武断地贬低数学的作用。培根“低估了演绎法在科学方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演绎法多半是应用数学的，而培根不了解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31]。严复没有沿袭这种偏见，他在《原强》一文中明确提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32] 可见他是把数学与形式逻辑看作同等重要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讲，维新派所接受的数学知识还比较有限，他们反复运用的《几何原本》到19世纪末也已显陈旧，而现代数学知识和方法对他们来说又深奥难解，所以数学方法在戊戌时期远没有受到前两种方法的那般重视和广泛传播。

    　　　　四　简短评价

    总的看来，维新派对近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自身条件，这些科学方法中只有逻辑方法真正较为系统地被引进到中国，其他两种方法的引进或则刚刚起步，或则正处于了解阶段。而且，维新派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这些科学方法对于转换国民的思维方式，以及构筑其政治理想和哲学体系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科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而是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中。而近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是传统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科技事业在戊戌时期仍没能彻底实现近代化，中国真正出现近代方法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毕竟是中国最早深入探讨并广泛宣传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近代科学方法的传播与运用为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及其近代科技事业的创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他们把近代科学方法创造性地引入社会政治领域，在当时亦有重大现实意义。他们把近代科学方法视为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之一，不但大大增强了维新理论的“科学”色彩和战斗力，而且开启了近代思想解放的闸门。用这些科学方法审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政治，认定客观真理不是圣人发明的，而是在科学实验及其社会实践的检验中确立的，这无疑是对传统思想权威的大胆挑战，而且极大开启了国民心智，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改良，从而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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