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因素及政府政策对中国现代昆虫学发展的影响(5)

然而，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图2 R&D经费内部结构比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如建国以来我国生物防治科技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目前已知的和正在利用的生防资源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赤眼蜂、苏云金芽孢杆菌。生防资源的调查、收集、筛选、改良等基础性研究领域受到忽视，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不足，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开展，妨碍了生物防治的深入发展。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转基因抗虫作物和重组病毒作为表达载体等应用性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但由于对不具直接应用价值的基因研究不足，一些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因而昆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创新。

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弊端是：整个科技工作长期以来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科学技术政治化的倾向，这和当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其表现之一是强调科学技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期间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一些群众运动是其具体体现。当时为服务于“赶英超美”的政治目的，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要求以政治挂帅，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和土农药运动等群众性运动，在短期内彻底消灭重要病虫害。这种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虽然在一定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广大昆虫学科研工作者必须投身病虫害防治的第一线，难以潜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专业荒疏、设备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切实际地要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普遍进行媒介害虫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研究，既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其成果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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