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的现象。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人生阅历却在日日增多，对一些浮华的东西，他早已不再看重了，而对一些真正的东西，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他那颗衰竭的大脑，像一架沉重的机器，在吃力地运转着、思索着，从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地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听到了远处深厚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天籁，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这个民族的明天……
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对认准的事，不再迟疑。于是，他屡屡放言，发表自己的观点，惹得一些高层人士的忌讳……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文章除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对民主与集中、少数与多数、民主与法制、照搬与借鉴辩证关系的分析，无不别具新意，动人视听。
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之际，任仲夷应某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为题。文章再次强调“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建设首先是发扬党内民主”，并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步骤提出了四条建议。
更令人震惊的思索产生于2002年。
这一年，他分别在《同舟共进》杂志的年初和年末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论题本身就语出惊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出提问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两篇文章里，任仲夷以一种近乎天真无邪的孩童心态，探寻了一个有趣却又严肃的哲学命题：既然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原来就有的。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从认识的来源来说，错误思想终归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直接实践中来，就是从间接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都是客观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不论对的还是错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
接着，对于实践的局限性和错误实践的后果，任仲夷进一步作了抽茧剥笋式的分析：
实践之所以会产生错误思想，是由于人们在每个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种有局限性的实践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局限性的认识，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思想。这个问题，与人的认识过程有关。作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的认识，则是有限的，这是认识的辩证法。人的实践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具体的实践又是有限的，这是实践的辩证法。
如果说，上述思辨性的文字读起来多少有点费力的话，那么，当任仲夷把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则马上看到了“仲夷式”的简洁明快：
有些思想要许多年才分辨得清楚。只凭一种权威下结论，就有可能搞错，变成压制正确思想了。压制正确思想，就大错特错了。……明明白白去压制正确意见的事时有发生，而武断地把正确当作错误去压去批就更为多见。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它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批《新人口论》，批商品、批市场都阻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多少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思想、繁荣学术文化的正确方针，舍此无他途。
接着，任仲夷用“大跃进”、“放卫星”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破四旧、大批斗为例子，说明错误思想一旦支配了群众，可以造成何等惨痛的后果。最后的结论是：
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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