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什么穷？(2)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不仅松散，而且规模小。1840年遭遇组织严密的西方势力，中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支部建在连上”，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共产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官员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中国小农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所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所证明。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经济，导致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连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17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断言：“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
    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就“相对贫困化”。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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