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政治制度分析(1)(6)

　　二、"三农"问题的主要政治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障碍。
　　1、二元体制的产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从来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分割与断裂。历朝统治者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农民的地位甚至高于商人；长期采取的兵役制，使得兵、民互通；科举制在农民与士人之间架设了桥梁，往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在战乱连连的战国时期，人们的自由迁徙也未间断。建国以后，我国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自由流动，在1952-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内，就有大约2000多万农民已经自由流入了城市。然而，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限制。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第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这些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国家的各项政策，沿着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分割体制的惯性，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逐步强化这种分割，为两部分居民建立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农业税制度、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最终形成城乡之间断裂的两个社会。
　　2、二元体制的加剧。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生活中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二元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由"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转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和"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交叉并存。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几十元的收入用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尽管存在"剪刀差"，但城市对农村的依赖很重，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流到了农村。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市家庭收入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甚至，2001年城镇居民在购买农产食品方面，人均比1996年的开支还减少了97.5元 。城市大量的花费在于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的费用、电器、医疗、子女的教育、旅游以及其他的服务等，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城里人支出的大部分很难再流到农村去，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断裂形式--"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这样，在原有的人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还没有消除之时，又加上了一种由市场因素造就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使得人为制度因素与经济等"自然"因素叠加，加剧了二元分割体制。
　　3、二元体制的缺陷分析。第一，农民的政治权利无法得到平等保障。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对城里人开放，对农民基本上不开放，城市居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要比农民广泛得多。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应该说，农民有平等参与国家管理和服务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由于国家非农意识和偏向城市的政策导向，在二元结构下，农民不仅基本上没有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甚至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突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也没有得到平等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原来规定，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5倍于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这一差别达到8倍，虽然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正后统一为4:1，仍然没有保障农民的平等选举权利。简单地说，当前的选举法律制度下，4个农民才相当于1个市民。农民这样一个社会中最大群体的权力如此地被压缩，在法理上道义上是说不通、成问题的。据统计，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65亿人，按户籍区分，城镇人口为3.38亿人，占总人口的26.7%；农业人口为9.28亿人，占总人口的73.3%。按居住地区分，城镇人口为4.58亿人，占总人口的36%左右；乡村人口为8.07亿人，占总人口的64%左右。按照现行选举法计算的结果是：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选举，则在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代表占总数的40.7%，城市代表占59.3%，农村代表和城市代表的比值为0.69:1,如果按照居住地选举，则在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代表占总数的30.6%，城市代表占69.4%，农村代表和城市代表的比值为0.44:1。我们假设军队人大代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保持中立，无论是当前按照户籍所在地选举，还是将来依照国际惯例按照居住地选举，在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会议上，农村代表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根本无法取得相应的政治话语权。农民的利益将完全取决于城市代表的"觉悟"，在农村与城市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时，农村就必然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第二，违背了基本的"人人平等"原则。人生而平等，不因出生不同而遭受歧视，是人类发展历史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前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受到了全球的谴责，新南非之父曼德拉一生致力于谋取黑人的平等地位而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国的二元体制，尽管是为了在经济上进行赶超，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是，实行的结果是，农民仅仅因为出生在农村就遭受到不平等对待，而且这种不平等几乎伴随一生。这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也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格格不入。甚至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也认识到这种二元体制的不公平。崔传义在北京进行了调查，来自甘肃省的初二二班学生张xx在作文中写道："我们同样是中国的少年,我们在自己祖国的学校里上学,还要交赞助费和借读费,这样公平吗"，"人人平等，为什么要分城市人和农村人"。第三，违反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则。二元分割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建立起来的城乡分割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其对自由竞争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基于计划的价格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剪刀差"继续存在。建国以来，农业始终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主源，国家通过对农村的一系列制度，大量转移农村财富，在1949－1978年间从农村向城市转入了6000亿元 ，1978以来仅仅征地一项，农村就损失2万亿元 。市场经济参与的重要主体--劳动力，也处于不能平等竞争的状况。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招工和私自录用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流动相对容易，但一些大城市却为了保护市民的既得利益，又制定了种种限制性规定，明确许多职业不许农民工从事，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做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政府实质上还在继续干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同时，歧视性规定还体现在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繁杂收费，加大农民的市场参与费用。第四，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90年代以前，由于发展工业主要靠农业提供积累，把农业拿狠了，农业就掉下来，工业就没有了积累来源，就得被迫进行调整，降低工业速度来扶持农业。这种状况，王建称之为"反相位" 。90年代以后，工业化的进程基本依靠城市经济或是工业自身的积累进行，不再依靠农业，农业的波动不再像以往那样打断工业化进程，引起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被迫调整，但农业也因此投入过少，发展迟缓。人口基数庞大的农村，由于可支配收入少，对工业品的需求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中国从1997年开始出现所谓需求紧缩，正是因为农业长期的发展滞后，导致农村潜在的巨大市场和农民现实的缺乏购买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以致工业生产力无法充分释放，规模无法扩大，经济发展没有活力，经济增长无法加速。

百度搜索“70edu”或“70教育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70教育网，提供经典先进性教育＂三农＂问题的政治制度分析(1)(6)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