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类论文：中国古代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沿革略论(4)

（三） 机构设置应适应于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需要。

中国古代机构设置在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正常运转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机构的设置更多的是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而设立的，而非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设立。

如官员的品级与其手中的权力有时也不完全成正比；“位居极品”的大臣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并不一定处于首要或核心的地位“， 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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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不重”。机构的设置，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权力的轻重大小，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而是取决于皇帝信任的程度，有时甚至是皇帝维护其绝对统治地位的手段。结合现实情况，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如我国现在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着极少数手中握权力的人，随意增设或取缔机构，将其作为自己升迁的台阶或取得的政绩；或将自己的亲信、熟人等安插进政府机关，扩大关系网，造成政府机构恶意的膨胀和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同时也降低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总之，机构设置不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迎合个人利益。由于政府机构设置不按形式、规章办事，尽管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很多政府机构方面的规章制度，但在习惯上、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按这些规范办事。表面上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中的官场逻辑，人们遵从领导个人的权威，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领导者个人的言行、意志不受规章制度的限制。

（四） 参谋职权的界定应明确规范。

就中国古代中枢辅政机构的演变而言，不难看出君主与辅政官之间相互利用也相互排斥。统治集团对辅政制度调整的基点在于集中权力和提高统治效能，以适应日益发展变化的社会和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统治集团对辅政制度调整的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种对君权没有威胁，同时又能帮助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君权与辅政权之间界限不清，相互矛盾，也导致权力之争。联系现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对参谋权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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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存在着职权界定不明确与不规范的问题。如行政领导与秘书之间形成的过于亲密的私人关系；秘书冒着领导的名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原揭阳市政府副秘书长赖振才收受价值300 万元的别墅，违规动用住房基金导致1758 万元无法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又如，行政领导与副手之间过于猜忌，而将时间与精力耗费与权力斗争之中，忽视了本职工作等等现象依然出现在政府机构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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