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为人与风范(DOC)

蔡元培的为人与风范

崔志海

? 2013-06-03 11:03:00 来源：《炎黄春秋》2002年11期

在中国近代众多杰出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既被国民党奉为党国元老，同时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战友，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不久前，在北京新修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矗立的五四纪念碑上，也镌刻着蔡元培的人像，供人们缅怀、纪念。

蔡元培何以能够声名洋溢，超越党派、阶级和时代，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请让我们一同追寻他的生平和事业，以揭开这一历史谜底。

从翰林学士到投身民主革命

蔡元培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历史名城绍兴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少年时代，蔡元培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他于1883年虚龄17岁那年考取秀才，1889年考中举人，1894年27岁时便获得了翰林院编修的功名。

然而，翰林的功名并没有给在科举仕途上平步青云的蔡元培带来常人称羡的高官厚禄，不久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身处京城，蔡元培对清政府在民族危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腐败和颟顸深感痛心和愤慨，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列名奏请朝廷，反对向日求和、割地赔款，指责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卖国行为，“虽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出于对清廷的极度失望，1895年秋他便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

戊戌政变发生后，蔡元培反思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开始确立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积弊很深的大国，康、梁等维新志士试图通过皇帝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使中国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着手，才能自强救亡。因此，他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于是年的10月告假，携眷离京南下，回到故乡绍兴，出任当时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1901年，因守旧势力的压迫，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转而前往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生总教习，并从事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在上海，他曾与好友、乡试同年张元济合议创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并应张元济之邀，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负责制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又与黄宗仰、林白水、蒋观云等社会人士一道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女校校长。

1902年底，南洋公学的学生因不满守旧教员无端开除学生发生学潮，身为教员的蔡元培积极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中国教育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组织成立爱国学社，担任总理，接纳退学学生。在课堂上他公开向学生传授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并带领爱国学社的学生在上海的张园举行演说会，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附属机关报，逐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积极参与拒法、拒俄爱国运动。在学界，蔡元培成了当时国内进步青年学生的导师。

1903年6月《苏报》遭清政府取缔之后，蔡元培不但没有被清政府的镇压吓倒，反而以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勇气从事革命活动。继《苏报》之后，他在上海重新创办出版《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通过宣传反帝爱国，激发人们的反清意识。办报之余，他还每月前往租界西牢轮流探望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暗地里蔡元培则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成立秘密反清组织光复会，

并任会长，凭借他的声望，将江浙一带原来互不相统属的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蔡元培打破光复会内存在的严重的狭隘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积极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并欣然受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介绍一大批进步人士加入同盟会。

蔡元培

当然，作为一位翰林革命家，蔡元培与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不同。他一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但同时也较诸其他革命党人更具有书生色彩。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几乎都以教育机构为据点，既没有深入下层会党，也没有深入新军，他可以凭借个人声望动员一部分人加入革命团体，但他并不善于做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革命手段也都偏重于暗杀，他本人即曾自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因此，在暗杀活动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的情况下，蔡元培对从事革命活动立刻产生了一些倦意，求学的念头油然而生，1907年6月他便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重新回到求学救国的道路上来。

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到学界领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蔡元培在德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以激动的心情，提前结束他在德国西南小镇一所中学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匆匆赶回柏林，与当时留学德国的其他中国学生一道，商量如

何为国内的武昌起义“稍尽义务”。11月中旬，他便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投身创建民国的事业，积极配合孙中山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在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以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择善如流的民主作风，打破党派门户之见，不拘一格，广泛延揽各类人才，组建起一支高效廉洁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为实现由封建旧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做了大量革故鼎新的工作。他一方面下令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布的旧教科书，废止中小学读经，废除旧时代奖励科举出身的办法，同时提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民国的教育方针，组织制订和颁布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和法规，主持召开首次全国教育会议，确立中华民国新学制，有力地配合了民初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他领导下的教育部在当时即备受舆论的赞许，称“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俨然有建设气象”。因邀出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回忆与蔡元培一道主持民初教育部的情景时这样说道：“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在1917～1923年主持北大的六年里，蔡元培以大无畏的勇气，按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模式，对旧北大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管理体制上，蔡元培力图贯彻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原则，改变北大以往校务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个人独揽的做法，设立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在学制方面，蔡元培调整学科设置，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推行选科制，废止文理分科，实行文理沟通。在大学设立研究所，开放女禁，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在校园文化方面，蔡元培积极支持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提倡学生自治，引导学生朝德智体美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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