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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行政权的不断扩大，相对稳定的立法必然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从而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立法机关不可能制定出完全有效的法律规范来满足行政管理各个方面的需要。另外，在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权已经进入了立法领域。例如，我国国务院制定的各种法规、条例、细则，等等；其他行政主体制定的各种规章、办法、准则，等等。由于以上几种原因的存在，必然促使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存在，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力能够被合理地运用。事实上，这种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情况大量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是基于以下原因：
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弹力性
由于法律规范对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规定了一定的范围与幅度，这种范围与幅度是必要的，同时，也就为其被滥用提供了可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责令停建、关闭。可见，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如此之大，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只要行政行为不超出这个范围，不会明显导致行政行为过分不当之外，都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这样，就造成在许多行政领域，当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相对人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济，其原因是他们并未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
2、行政司法实践的证实
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行政司法实践来看，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无效行为等已经越来越少；而行政不合理行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等却逐渐增多。这是由于法律体系在健全，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在加强，使得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均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制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合法、半合法的行政不当行为日益增多。行政主体为谋取不当利益，往往会选择法律风险更小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法律关系救济主体针对这一行为一般缺少有效的控制。例如，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畸轻畸重，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前后不一，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显失公平，反复无常，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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