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确了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党政主导”。《意见》在“基本原则”部分的表述与构想明确了在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向，抓住了重要节点，奠定了基础。其原则表现在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三个词汇表达其内容。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是“坚持党政主导、综治协调、多元共治，构建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纠纷解决的工作格局”。在笔者看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所要坚持和恪守的最为重要的原则是党政主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项重大的法治建设工程，涉及到司法、行政、社会等方方面面，实际上是一张巨大的纠纷解决之网，牵一发而动全身，织密织牢织细这张巨网，绝非单方面力量所能济其功，也不是法院一家所能承担得了的，而必须在党委的主导和领导下，在政府各部门的鼎力协助下，在法院等司法部门积极推动和参与下，在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与配合下，才能完成这项艰难而有深远意义的法治建设大业。也只有在党政主导下，才能有效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中的各项制度，并调动资源，设立机构，协调关系，配置人员，提供保障，这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做长期打算，形成规划，逐渐而稳步地推进。各种纠纷解决机构和机制也只是这个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它们在机构上相互独立，在价值上互补，在机制上互联，在程序上互通，在效果上共振，在体制上共赢，最终形成内在结构合理、环环相扣、功能强大并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
2.重视了行政机关在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和功能。在行政职能范围内化解纠纷、破除矛盾，维持正常的行政法秩序，这本是我国行政权的应有之义。然而，随着司法权在纠纷化解中作用的日益凸显，行政权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逐步隐而不彰，日趋疲弱。立法上赋予行政机关解决相关纠纷的权限也逐渐虚置化、模糊化和边缘化。比如，原来在立法文本上常见的“行政裁决”，其范围和所针对的纠纷类型越来越少，对相关民事纷争的“行政处理权”日益弱化，“行政调解”的效力也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性，与社会组织的调解相仿，甚至较之于人民调解的合同效力以及司法确认效力也远远不如，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等，也仅仅具有启动诉讼程序的前置性意义，而不具有终局解决纠纷的功能。在行政调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选择性条款中，行政调解往往不具有实质性价值，纠纷主体弃行政调解而径直选择诉讼的占据绝对优势。即便经过行政调解，当事人无视其存在而又对簿公堂的大有所在。行政机关在调解中所产生的成果，如证据收集、无争议事实认定、被局部接受的调处方案等等，在后续的诉讼中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效用。行政机关也很少被邀请参加法院所进行的调解，更不可能被委托或委派进行相关调解活动。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也往往自做壁垒，不征询行政机关对于纠纷解决的相关意见和观点。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本是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大优势，然而这一优势目前正处在弱化之中。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意见》在多处强调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对接机制，这对行政机关强化事后服务功能、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机能从而转变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应尤其强调行政机关的两方面职责：一方面，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应当肩负起调解相关纠纷的职责，这是政府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比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职能范围内的纠纷、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性冲突、民政部门对社会保障纠纷等，均应凸显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和优势。这是我国行政权与西方国家行政权区别之所在。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调解组织的建设。目前我国民间调解组织很不健全，应当建立调解组织的地方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调解组织，调解组织尚未覆盖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纠纷主体不能便利地找到各种有针对性的调解组织来化解纠纷。在这个方面，政府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3.激活了人民调解这一老牌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人民调解是根植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且有富于时代创新特征的解纷模式，被誉为“东方经验”，对现代世界流行的“ADR”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一良好的具有先天优势的解纷模式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价值，人民调解的案件范围不断缩小，其规范性、制度性和程序性保障远不健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缺乏保障、经费缺乏保障、场所缺乏保障，人民调解的效力也长期处在疲软状态。人民调解就像鸡肋一样，用之乏力，弃之可惜，向来处在若存若亡、似有似无的态势之中。人民调解法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被司法确认后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这一制度在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意见》的出台，高度重视了人民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作用，致力于构建覆盖城乡的人民调解网络组织建设，同时强化行业性和专业性人民调解机构的作用。可以期待的是，人民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将再造辉煌，重振雄风。
4.发挥了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等的作用。这里尤其需要强调两点：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组织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作用。社会团体和组织需要制度化培育，使之逐渐、稳健发展和壮大，确认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作用，是社会团体和组织受到重视和认可的重要契机和切入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公益性纠纷的化解和解决中的作用业已得到立法上的确认。将来这一类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应当有更大幅度的增长，须知，社会组织和团体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中是并且必将长期不可轻忽的重要生力军。与此同时，要发挥自愿者组织、社区组织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作用。二是要高度关注和重视公证机构在预防和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公证机关是通过对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进行国家证明而预防纠纷发生的专门机构。但公证机构除了预防纠纷的功能外，它在纠纷解决体系中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公证机构发挥着对于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支持和配合作用，其公证的文书可作为具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采用，其所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可以直接成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除此之外，尚需重视和强调公证机构在化解纠纷中的机能和作用，对于公证机构职能范围内的法律关系所发生的争端，公证机构理应参与其中进行调处，公证调解的作用在多元化解纷系统中显得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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