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人物_略谈_十月围城_的历史观

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或者说任何一部影片，都无法回避历史观的问题。每位导演都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哪怕他是个纯粹的商业片导演。很多商业大片为人所诟病，往往不是由于技术层面的原因——

—事实上，它们在这方面通常是技术过剩——

—而是因为它们扭曲变形、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的历史观念。与之相反，《十月围城》可谓是近年来少见的市场与口碑双赢的一部大制作，从主流官媒到街谈巷议，无不青睐有加。从影片中，主管部门看到了爱国，知识精英看到了民主，普罗大众则看到了明星。这部电影能够如此善调众口、左右逢源，当然与制作人深谙国情、能为巧妇有关；但影片内部多面复杂的历史观念也在其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护身符的正史叙述

如同岭南文化曾经产生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代伟人，并进而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香港虽然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岛、“文化沙漠”，但对中国历史与命运自有一份贡献，也自有一份关切。与台湾不同，香港虽然沦为殖民地的时间更长，但港人的民族认同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百年来的香港电影，虽然以商业娱乐路线为主，但从未放弃过对政治、历史题材的介入，甚至在商业片中也不时流露出对严肃命题的思考和言说，港产功夫片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国产凌凌漆》等便是明证。“黄飞鸿系列”的长盛不衰，以及《叶问》的红极一时，其背景便是港人深藏心底的家国情结。

《十月围城》在国内古装大片屡受舆论抨击的背景下，选择较为敏感的近代历史题材，既是一招妙手，也是一步险棋。由于影片在策划之际，港片的香港及海外市场已经大为萎缩，主要的市场目标只能是中国大陆；因此，如何处理本片的历史叙述，使之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接榫，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影片虽然采取了真实人物与虚构情节相交错的编剧手法，但主题立意中规中矩，完全吻合正史叙述。影片从一开始就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反复强调了“革命”、“民主”、“共和”的合法性，并通过报社社长陈少白的宣讲，将已属异国管治的香港与母国兴亡联系起来，巧妙地呼应了当下国族认同的话题，并为整部影片定下了爱国主义的基调。不仅如此，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影片不惜袭用“启蒙”俗套，先设置一场五四文学中典型的父子冲突，再让李玉堂从一介商人转变为勇于担当的革命者。当陈少白提醒李玉堂“从你赞助革命的第一分钱的那一天起，你就是革命党”的时候，影片对香港/中国关系的影射已经呼之欲出——

—尽管香港号称商业立港、功利至上，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国族历史。因此，虽然影片中少爷李重光来自北方，但当他高呼“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的一瞬，我们完全可以把这

大历史与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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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十月围城》的历史观

孟庆澍《十月围城》评论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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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陈述看作港人面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体表白。

正因为如此，《十月围城》便很容易被定位成“港产主旋律”影片，或者像有些评论者所说，不过是《建国大业》的功夫版——

—只不过“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已。影片对国族历史的认同与渲染，为民族情感、国家意识和牺牲精神的表达奠定了深层基础，并进而保证了自身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由于命系国内市场，对于投资一亿五千万元的制片方来说，这无疑是一道至关紧要的护身符。

历史阴影下的小人物

然而，正如影片监制陈可辛所言：“我们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十月围城》虽然刻意凸显了民族革命的正当性，以求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但在“痛说革命家史”之外，显然别有关怀。导演陈德森一再强调，他不关心什么革命、政治，只关心从平民的视角重新叙述历史。如果按照国内主旋律影片那样讲历史，毫无官方背景的《十月围城》恐怕真要血本无归。因此，影片必须在正史之外，独出机杼。

不难看出，《十月围城》的真正主角并非孙中山，而是众多隐藏在历史阴影之下的小人物。影片蓝本虽然来自1973年的《赤胆好汉》，但编导特意将原剧主角单打独斗的情节改为类似于《七武士》的群戏模式，主角或为赌徒、或为戏子、或为车夫、或为乞丐……无不是平头百姓，升斗小民。影片前半段几乎全是文戏，编剧不惜笔墨，为每位主角设计了曲折动人的过去，同时穿插了大量细节以表现人物的性格。换言之，整部影片前半部分都是在讲述普通人的“小历史”。而在影片后半部分，当市井细民一一死去，银幕上都会打出其姓名、生卒年月与籍贯。尽管这些人物纯属虚构（唯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陈少白反而活了下来），但导演化虚为实、重构历史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这里，影片借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了另一种朴素的、平民的历史言说，向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宏大叙述发起了挑战。这种历史观虽然强调小人物对历史的参与，但与民粹主义的“人民史观”有本质的区别。后者认为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实际上人民最终沦为了一个统御、权威的符号，也即齐泽克（Zizek）所说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只剩下空洞的躯壳。相反，《十月围城》对于历史的理解，更近于德国历史学家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为“日常史”所提出的口号：“小即是美。”影片更加注重对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细节的叙写，镜头处处流露着人本主义的温情与悲悯。故事中除了少爷李重光，其他自告奋勇的五位主角连将要保护的对象是谁都不知道，也无意知道。保护革命领袖，对他们有着完全政治之外的意义——

—对于车夫阿四意味着报答恩情，对于戏子方红意味着继承父亲的遗志，对于乞丐刘郁白意味着从过去得到解脱，对于赌徒沈重阳意味着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对于小贩王复明则意味着可以回到少林寺。他们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的懵懂无知、自在自为，恰恰映射出“小历史”的真实与质感，与充满目的论（teleology）色彩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空洞无物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两种历史观的并存与对峙，也正构成影片内在叙事张力之所在。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十月围城》为什么要采用超级写实主义（super realism）的场景。陈德森从十年前构思影片开始，便坚持一定要按照1：1的比例搭设1905年的香港中环实景。这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在几乎所有人看来都毫无必要。因为对于大多数导演来说，简单的布景无碍于故事的讲述，至于远景，交给电脑特技就已经足够。事实上，《十月围城》最后的场景成本达到了4300万。陈德森对影片场景近乎偏执的要求，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自我定义：无论是人物还是场景，只有充满细节，才是历史。而影片中镜头向历史细节的无限推近，本身就是对叙述的背叛与嘲讽。

此外，影片的某些情节也同样泄露了天机。例如，孙文在影片中是相当重要的叙事动机，也是正史的象征。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观众看不到他的正面镜头，而只能看到那顶著名的白色盔形帽，或者仰拍造成的伟岸背影。只有当剧中小人物们纷纷死去之后，张涵予扮演的孙文才在逐渐拉近的镜头中，显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而此刻繁华的香港也渐渐隐没。这一吊诡的安排也许纯属偶然，但我却更愿意将之视为影片对历史悖论的深刻隐喻——

—大历史的巍然确立，或许只能以无数个人/细节历史的消失为代价。在这里，影片终于按捺不住，闪现了它的批判锋芒。

商业片如何讲述历史

一部电影存在两种互相指斥的历史观，不仅会造成影片意识形态结构的内在冲突，甚至会造成情节的乖张与错乱。这一点在《集结号》中体现得相当明显——

—尽管这也是一部力图调和两种历史观念的尝试之作，但它无法将人本历史观坚持到底，最终选择在整体架构中向正史叙事妥协；虽然引发了对历史的反思，但又阻碍了这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从而显得进退失据，腹背受敌。应该看到，作为商业片，《十月围城》相当高明地处理了两种历史叙事的关系问题。整部影片结构精巧、节奏流畅，不同历史观的并存，并没有撕裂整部影片，反而彼此对话、互为生发，组成了不断衍生意义的立体结构，影片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满足了不同类型观众的阅读期待。因此，可以说《十月围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并没有将历史视为包袱，反而视为商业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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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行走在两种历史叙事之间，游刃有余地寻求着平衡。影片虽然对泯灭个体的国族宏大叙事提出了质疑，但并未完全倒向“小历史”。事实上，虽然当代历史观最重要的理论指向之一就是“对元叙述（meta-narrative）的怀疑”；但正如雷迪所说，宣布一切元叙述的终结，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元叙述”1。既然历史只不过是话语游戏，对于一部志在票房的商业片而言，以草根的平民历史观彻底颠覆堂皇的正史叙述，就显得既无意义，也无必要。正因为如此，尽管陈德森本人自有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但他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可谓手下留情，点到即止。相反，《十月围城》通过不断地强调“革命”的意义，尽力抹平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与缝隙。不仅如此，香港电影的一大长处就在于能够灵活地利用商业性元素作为外衣，隐藏自身的意识形态诉求。梁家辉、黎明、李嘉欣、谢霆锋、胡军等一线明星的加盟，李宇春“唱而优则演”，篮球明星巴特尔的客串，都使《十月围城》看起来完全是一部典型贺岁片，历史叙述的纠结冲突被覆盖在娱乐的油彩之下，显得更加暧昧模糊。

由此，如果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十月围城》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值得讨论的不同历史观念，更在于展示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历史叙述策略。面对艺术、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制约，非此即彼的一元叙述未必是理想选择；相反，多种历史观的并置、对话与互动倒有可能打开意义衍生的空间，使影片具有更宽广的叙事场域、更充沛的动力机制和更多样的阐释可能。换言之，于模拟再现的基础上虚实相生，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和而不同，商业片不仅可以深刻地讲述历史，更可以有自己的历史美学——

—尽管这并不容易。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注释：

1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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