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对柳宗元说什么
柳宗元我想对你说
世事万变，你历经了由兴至衰，回首，读你的一生，字里行间无不流着两个字：坎坷。你出生于官宦，亦逝于官场，少有才名早有报国大志的你，一生波荡，但最后却落得客死他乡，凄凉收场。
幼年的你生长在长安，所见所闻无不向你展示着朝廷的腐败与无能。或许也正是如此，你才会在将来，义无反顾地支持“永贞革新”。冒着丢掉乌纱甚至掉脑袋的危险，毅然决定打击那些专横跋扈的官员，和那些官僚作斗争。虽只有半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它却成为震惊全国的一次进步运动。而你，却被贬为永州司马，一贬就是。
10年在永州，你历经悲欢离合。而我，每次怀着一颗懵懂的心，品读你用“情”写成的《永州八记》时，总会忍不住地，不住地感叹：“你若是一心想着那老老实实地当官，若是顺着那官场的洪流，又何来的骂声不断，悲愤痛苦，又何来用10年的闲游来填补‘失意‘。而今如此，何必?”但你就是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贼官当道，朝廷无能，“位卑未敢”怎能“忘忧国”啊!你一身的清正，又何来顺从?我只配尊重，我只想对你说：“好样的!”
读你的《黔之驴》，生动有趣的故事下却掩埋着你多少的愁与恨，蕴蓄着你满心的怒火。你把对朝廷无能，统治者的迂腐的讽刺之意，毫无保留的展现。“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这不正是那些统治者们的真实写照。你也有你的无奈，有自己的骄傲，你不想山河国破，不想民不聊生，却不敢“荡倚冲冒”。一次次地被贬低，被迫害，却不能畅快地“跳踉大喊”，你恨不得有那老虎的本事，将他们“断其喉，尽其肉”。当然，你也渴望自己能想长辈们那样，光耀门楣，渴望自己的仕途顺利，能被朝廷所重用，也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希望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生活。因此，为了你的这一切美好，你不得不“革新”。但在当时，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你的悲，听得到你的心声。我只能理解，我只想说：“你可以”。
读你的《小石潭记》，不得不佩服你的才气，你高超的文学造诣。而一开始，我也只单纯地认为，那只是你疏淡浄洁的山水闲适之作。而后才觉得，你那是把自己的悲哀全都浸在里头了。是啊，你被贬永州，原以为可得一耳根清静，但那些政敌们却死咬不放。保守派的造谣诽谤，人身攻击，骂声不断，甚至还将你丑化为“怪民”。这对于你—— 一心为民，清廉忧国的柳宗元，不仅是迫害，更是屈辱。也难怪你会写出“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悲怆之句。《小石潭记》，你那是用小石滩水的清净，小石潭景色的静谧来以表你内心不尽的烦恼和苦闷。
然而，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磨难，都未动摇你的政治决心和理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一句话里装满了他多少豪情!
柳宗元我想对你说
宗元兄:在你的《小石潭记》中，描绘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如人间仙境般的地方啊。那儿有白玉般干净，清澈的小溪水，水中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似天上的鸟翱翔在无边无际的天宇下。清晨，当阳光开始照入竹林中，苍翠的竹子和翠绿的藤蔓相互缠绕在一起，透过微微的'晨光，在清风中随风飘拂。当阳光照在溪水中时，水波点点，闪烁着光芒，好像是金子发出的耀眼亮光。溪路蜿蜒，斗折蛇行，溪中石块千姿百态，各色各异，这真是每个人心中所梦想的人间仙境啊!
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如果是我，一定会好好的玩一番，尽情放松平日紧绷的神经。让大自然用它的清新和活力为我洗去疲乏，注入能量。但是，此时此刻，这幽美的山林在你眼中却仿佛成为了凄神寒骨之地，这与世无争的佳地在你看来似乎也成了寂寥无人、不可久居之所。甚至于你只是想把它变成一个记忆。
看到你这样，我也有些难过了，我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想起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许我们可以学学他，将这山林中的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当做一种享受，变成一种境界。 不由得，我又想起了苏轼，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让人们学会了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波折和坎坷。我们能不能也从中领悟到一点豁达和豪情呢?
也许，我们还可以想想范仲淹。我们可不可以也学着用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呢?不再为了心中的愤懑而满怀愁肠。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虽然现在的你还不能为国为民做些什么，但是身处在这美景中，也依然可以忧其民、忧其君。正如龚自珍所说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盼望你早日驱散心中的阴霾，把酒临风，宠辱偕忘，长风破浪，直济沧海!
柳宗元对《论语》的接受
柳宗元儒家思想体系的建立，是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创造行诠释来完成的。
如今从接受的角度(即读者的角度)研究文学，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一个接受者(即读者)的地位也是十分值得引起关注的。环视柳宗元的接受史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研究者也探讨了柳宗元对于老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前人的接受情况，但关于柳宗元对《论语》中思想的接受研究则很少见，本文便以“天命观”为切入点，深化柳宗元对《论语》的接受进行突破性的阐释和研究。
一、柳宗元与《论语》的关系
据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可考，在柳宗元任永州司马的时期，曾作《<论语>辩二篇》，就《论语》的编写作者及卒篇之首为非问对之辞的问题进行论辩。再者，在唐代，随着儒学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重新确立，作为孔子思想主要载体的《论语》不仅成为君主理政、选人，臣下对策、议政的依据，而且在中央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及蒙学教育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柳宗元出生于官宦世家，由于家庭影响，决定他从小就以读书做官作为努力的目标，可以推断，早年为考进士在《论语》等儒家经籍上是下了大功夫的。由此可见，柳宗元自幼是仔细研读过《论语》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论语》奠定了儒道基础。
二、《论语》中“天命观”所体现的求实精神
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天”、“命”，除了对主宰一切的“天”、“命”表示信仰和敬畏外，也曾对“天”、“命”有过怀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第三)，但又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论语》中孔子谈论“天命”时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究竟天是神还是自然，孔子的回答也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荀子作《天论》，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没有作为。东汉王充也论证天是自然并没有作为，同时确认人死不能为鬼。到柳宗元时，他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没有作为，并充分发挥了这一唯物主义传统思想。
在《论语》中，“天”的涵义有三类，一是自然之天，即天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第八);“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都是孔子就现象打比方所说的自然之天，是客观存在的。又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第三)，认为若是得罪了上天，必然招致失败或危害，祈祷也没有用。(宪问第十四)“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第九)认为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他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种文化，那匡人将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是孔子在遭到匡人围困时，对之无可奈何，一面为弟子壮胆，一面又哀伤自己遭遇的叹息之词。这里的“天”是孔子认识到自然界规律后所说的自然之天，即天神或者天理。二是在愤激和悲恸时感情激动的表现。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发誓说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第六)又如，孔子生病了，对“子路使门人为臣”不满，说道：“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第九)颜渊死了，孔子悲痛地呼喊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第十一)这三种“天”，第一种“天”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发展，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们需要顺应这个规律，才能避免失败和危险。而后一种“天”，是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的，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而流露出的口头语。
我们再来看《论语》中“命”的涵义，一是跟上文提到的第一种“天”类似，即客观规律。“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第二)“畏天命”(季氏第十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二是对于无法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表示无可奈何的叹息，将问题归结于命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第十四)“亡之，命矣夫!”(雍也第六)
从《论语》中谈论“天命”的语录来看，孔子的天命思想基本上是因袭周代的宗教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事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孔子在总体上肯定“天”是有权力意志的人格神，然而有时又赋予“天”以自然主义的色彩。这一矛盾正体现了孔子哲学思想的特色。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第九)孔子的回答，说明自己的“多能”是学来的，这不仅否定了太宰认为他是“圣者”，并且有力地驳斥了子贡对“天纵”的吹捧。孔子生于巫鬼迷信风气盛行的春秋时代，当然会受到天命论的传统影响，但他除了承认有意志的天命论的宗教观念外，则是把“命”视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如伯牛得了重病，孔子握着他的手说：“亡之，命已夫!”(雍也第六)这与“死生有命”(颜渊第十二)“不幸短命死矣”(雍也)的“命”相同，就是平时说的命运的命。又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第十四)孔子认为主张能否实现，均听之于命运，公伯寮是不能左右其命运的。这个“命”包含着某种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意思。王充说：“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见之，故归之于命。”(《论衡·自纪》)在这里，孔子对“天命”和“命”的理解显然与历史上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第十一)子贡是孔子弟子中财富最多的，他“连驷结骑”，往来诸侯国之间，“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所谓“不受命”就是说他不听命运的安排，而去经营买卖，由于他测算很准，所以往往预测成功。这证明了人的努力战胜了贫穷的命运。这包含着孔子思想里的一对矛盾。由于子贡靠自己的努力变贫为富，人力胜过命运，这就突破了天命论的桎梏。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宪问第十四)齐桓公称霸诸侯，不是“天意”，而是靠管仲的力量，排除了天命的支配。由此可见，孔子既承认天命，但也不废弃人的主观努力，这便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吧。但可以看出，《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对“天命”的怀疑态度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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