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甘肃酒泉开始建设导弹发射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最后确定在新疆罗布泊。从此，为了“两弹”的研制，十多万科研人员和参试部队告别了亲友，离开了故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大西北 。他们当中90%的人不到35岁。
地处中国西北的试验基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盛夏时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度。刮起风来，飞沙走石。狂风能把帐篷掀起，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水十分珍贵，早上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时洗手，晚上洗脚，还用来洗衣服。
一位研究设计人员曾经这样回忆：一些高出地面不到一米的地窖，就是全部落区工作人员的住房。住在地窖里虽说不太冷，可是窖顶上不断地往下淌沙子。在别处，床单是铺在身下用的，而在这里，床单却挂在空中。开始新来的同志还不太理解，但是住了一夜之后，深感其设置的奥秘，如不这样，睡一夜起来，七窍都要被沙子灌满了。在地窖里吃饭，谁的碗也不敢对空暴露，大家都是一个姿势，低着头、弓着腰，用上身遮挡饭碗，以防沙子空袭。
最初，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曾经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起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风云突变。由于中苏矛盾激化，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于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有了个刻骨铭心的代号“596。”
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聂荣臻态度坚定：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中国自己制造的这枚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加强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全国的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被统一纳入委员会领导范围。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有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然而，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这意味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就在这一年，中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中国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就在“两弹”研制如火如荼的时候，1958年6月，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
后，1968年，中国核潜艇首艇开工建造。后，198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次用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取得成功。
中国终于拥有了一支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核打击力量，在潜在的核战争中具备了战略反制能力。
正当中国导弹、原子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时，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经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 孙家栋：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那阵儿是比较困难，条件非常不具备。但是国家针对当时形势的需要，就真是要靠咱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因为外界对我们是完全封锁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搭载下进入太空。举国一片欢腾。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截止到3月，中国航天已有8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行了300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200多颗卫星。
回望共和国走过来的路，两弹一星的研制历史，宏大辉煌，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中默然进行的。
邓颖超曾讲到，对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她也是在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对她也是严格保密。邓颖超回忆道：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许多参加研制和试验的人员的写照。
为了研制原子弹，邓稼先是最早接到调令的核物理学家之一，给家人留下了一张全家福后，邓稼先的名字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那年他刚满34岁。
在和妻子临别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1958年8月，邓稼先赴戈壁滩核试验基地时，连一个通信的信箱都没有留下，余下的就只剩一个妻子对丈夫一无所知的许多岁月。
在秘密而简陋的房屋里，邓稼先和计算小组依靠手摇式计算机，对涉及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数据反复进行运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转折点。邓稼先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径直走到事故中心区。就这样一个举动，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
直到1986年6月，医院发出邓稼先病危报告，中央军委指示对其解密，各大报刊在显著版面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题报道了他默默无闻的28年。
对54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而言，他刚刚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也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参加原子弹研制便意味着放弃这一切。
在他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后，国际物理学界横空出世的王淦昌消失了，而在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主持爆轰试验。
1968年12月，时年59岁，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的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因工作赶回北京。
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中失事。
当人们找到遗体时，发现在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科研资料的文件包。
当年，郭永怀因为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他也成为第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他们用全部的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
那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土地，照亮了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也照亮了永不受人欺辱的强国梦想!
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个行业、各相关部门，大力协作，攻克难关，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人生易老天难老。
当年无数人拼着性命支撑共和国发出的那一声声震惊世界的呐喊,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今年的国庆节已经顺利举办了，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节日的到来，这是祖**亲的生日，也是亿万万中华儿女最为骄傲自豪的日子。今天给大家分享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的观后感!
2019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艰辛探索观后感
主要内容：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初步的系统的思路。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理论贡献。七千人大会，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在曲折中发展，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解说词：
1955年11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视察。途经天津、德州、济南等16个城市，每到一地，毛泽东都与当地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调查生产建设情况。
此前一个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样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在外地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又先后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总共持续了四十三天。
1956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关于重工业的汇报，这是43天汇报的第一场。
就在这同一天，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开幕。会议期间，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正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要引起高度重视。
毛泽东说，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讨论有关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时，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听取汇报的间隙，毛泽东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室是古老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看得十分认真。有时还找来相关图书材料进一步了解情况。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认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知识界“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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