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不满来制造事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随着西方敌对势力趁机加紧渗透，国内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最终酿成了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制止**，平息了这场。经历了这样一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改变?国内外许多人十分关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一讲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19_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会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稳掌中国的航船，在经受严峻考验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发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党的形象进一步好转。与此同时，把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
1989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了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增加农业投入，调整种植结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农业生产扭转了此前的徘徊局面。198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新中国成立至当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更加坚定。浦东开发开放，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部署。这段影像，记录了1990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有关浦东开发工作设想的场景。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启动，浦东开发开放也被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浦东的发展揭开崭新的一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5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781.66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2499.43亿元。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随后，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外部压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19_年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五项制裁，美国国会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7月，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七国首脑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这时，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高潮。
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名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使中国的对外开放遇到严重障碍。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他还诙谐地说：“我们别的本事没有，抵制制裁还是够资格的，这点小**吹不倒我们”。
198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外交工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又积极设法打破制裁，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全力推进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与韩国、新加坡、沙特、文莱、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
1990年4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一颗商业卫星按合同交由中国发射。这是中国首次为外国发射商用卫星。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亚运圣火从海拔5000米以上的念青唐古拉山点燃，传遍神州大地，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的激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国际综合运动会。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创下了亚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新纪录。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共获得183块金牌，高居榜首。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一个开放、文明、友好、自信的中国。西方的制裁开始被逐步打破。一些西方国家发现，制裁中国，并不能使中国屈服;遏制中国，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机。于是纷纷开始取消所谓的对华制裁。
主要内容：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红手印”契约，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由此开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改革中异军突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解说词：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这群农民并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拉开大幕。春潮涌动，正由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随后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于是，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夏，安徽发生特大旱灾，省委果断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
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那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关友江：“1978年是大旱年，1979年是风调雨顺。用我们的土话讲，丢什么收什么。”
人们终于看到了久已盼望的丰收景象：小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农民收入增长十六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
在此前后，山东、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民生产责任制，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他说，“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自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户户都在田地中忙着春耕。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一片高粱。十里呦荷塘，十里果香……”
序幕已经拉开，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距离凤阳县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萧山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吃饭，当地社员想了很多办法，搞起了多种经营，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其中就有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
鲁冠球：“那个时候，都是集体，个体有，很少，这种工厂你稍微搞大一点，不允许，这样子一搞，搞了六年，换了七个地方，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真的，东躲西藏。”
鲁冠球的农机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并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勇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如今的万向集团已经是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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