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不仅惊叹于中国模式的奇迹，更是寄希望于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走出泥沼的动力引擎。据高盛公司预测，２００９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０．６％，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下降１．２％，而金砖四国将增长４．７％。目前，金砖四国在全球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１５％，其经济增速比美国快５０％以上，比七国集团快三分之一。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达两位数增幅。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增长速度真的那么重要吗？中国不应被数字所累，更没有必要完全独揽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
目前宏观经济正处于反弹与复苏、政府与市场、刺激与内生的交替时期，经济正由“救急”走向“整固”。如果说，２００９年是中国经济增量推进的一年，那么２０１０年则是存量改革的重要一年，未来中国经济必须直击三大结构性失衡。
一、长期要素投入失衡与投资驱动型增长。
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数据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２．５６，并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和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５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
这样，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
二、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
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ＧＮＩ国民收入 中所占比例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１９．４％，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１３％；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数据显示，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２００３年为６１．８％，２００５年为４５．３％，２００６年为４４．６％，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３０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失衡格局。所有这些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
经济增长与就业不一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以近几年为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ＧＤＰ年增长率均在１０％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０．８％左右即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８０万人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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