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需要战略上的突破(3)

　　四是对官员要有更严厉的管理手段。这就是我曾经提出的“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没，稳定银根”的策略。比如最近查处的原国家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如果数数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会发现他是一个标准的官、商、学三位一体的人物。他既是拥有很大权力的财政部金融司的司长，还是汇金投资公司的六个董事之一，同时又兼任着几所研究机构、大学的硕士生导师，这样身兼多项要职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政府官员，出现腐败是很正常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必须对政府官员有更加严厉的管理手段和措施。

　　五是防止政府旧体制的复归。在旧体制复归方面，我们尤其要关注公共财政的支出与旧体制复归之间的联系问题。有一个研究中美公共财政支出比较学者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很耐人寻味的。按照这个研究，２００*年我国实际的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３７．６％，而美国占１２．５％；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占２５％，美国占７５％；我国的经济建设占１１％，美国占５％。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支出结构中，最不容易膨胀的是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最容易膨胀的则是公务和行政性支出；而美国最容易膨胀的是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最不容易膨胀的则是公务和行政性支出。这就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国的财政收入在三千亿水平的时候，我们把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维持国家的运转；如果到了三万亿的时候，仍然不能在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就社会保障方面有明显的增长，继续在公务和行政支出方面保持着高增长的比例，不能不说是政府治理中的一个严重失误。因此，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因该是我国下一步政府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六是要跳出行政层面的单一思维，解决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过去是就行政而行政，没有跳出行政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严重滞后。许多问题，表面上看在行政管理层面，但问题的核心可能都就在政治层面。如急功近利、形象工程、弄虚作假，以及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以ＧＤＰ为中心等，都是现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的必然产物。只有跳出行政层面，比如说从政治体制的高端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使政府改革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必须依赖于政治体制上端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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