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新街乡农民求生记---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近几年来，我一直跟踪研究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的案例：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农民求生记。这一案例至少揭示了以下需要研究的观点与政策：

　　一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牺牲小家为大家”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将国家水电站重点工程蓄水库的淹没区——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被淹没农户搬迁至高寒山上，基本上没有发给补助费，使搬迁农户陷入了更加贫困境地；

　　二是在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新街乡那些被迫搬迁到高寒山上的农户有的下山做点小买卖糊口，但都被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给予无情打击；

　　三是改革开放后，新街乡有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在承包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的同时，省吃简用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原始积累；

　　四是在能人的组织下，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市郊区租地养殖奶牛。创业期间，他们虽然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帮助，但由于城市牛奶市场很大，他们的奶牛合作社很快站住了脚，不但一举脱贫，而且在城市郊区率先富裕起来。而当地国营牛奶场由于体制僵化，在新街农民面前眼睁睁地败下阵来；

　　五是新街乡农民搬迁到城镇郊区进行产业化开发，创造了农民进城、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开发的重要经验与模式；

　　六是新街乡农民的金融需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

　　七是在城市郊区生活了8年之久的新街乡农民，虽然有住房、有固定工作，每天为昆明市场供应10吨以上鲜奶，但至今不能在当地落户，享受不到城市的各项待遇，例如他们扩大再生产贷不着款、租用土地上盖房屋办不着建筑证、建成的房屋办不着房产证、子女上学要出高价，等等。

　　八是对搬迁到城市的农民如何管理与治理，目前尚未破题。

　　一、将淹没库区农户搬迁到高寒山区导致其陷入贫困境地

　　会泽县新街乡内的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1956年7月动工修建，是昆明市过去主要供电站以礼河电站（装机31.15万千瓦）的调节水库，水库总容量5.26亿立方米，将乡内纸厂、发落、新街、垴包、联合、花渔、闸塘、马店和以濯等村的土地淹没5万多亩。修建时，在“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国家作贡献”、“淹小家为大家”等口号下，将被淹没的上千户农户、5千多村民搬迁到2000米至3200米的高寒山区，从而造成了搬迁农户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一是高寒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搬迁户被迫搬迁到的高寒山区，气候冷凉，不适宜水稻、玉米等当地农户千百年耕作的农作物生长，许多地方只能种植土豆和苦荞，而且产量很低。搬迁农户辛劳一年，却填不饱肚子。

　　二是长期极左思潮不允许搬迁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新街乡与全国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家村水库修建起，在所谓的“以粮为纲”、经商作生意是“走资本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上善于经商的回族农民只能呆在高寒山上种地，不允许从事非农产业。

　　三是管制严厉的户口制度把搬迁户挡在城镇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严厉的城乡分割的户口管制制度，即城镇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城镇人，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电力、文化、体育等优惠；农村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农村人，只能务农种地，除非参军、上大学等才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新街乡农民也不例外。直至今天，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市郊区组建奶牛合作社，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四是补偿标准太低，远远不足于弥补被淹没家园的损失。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修建后，对新街乡被淹没家园农户的补偿仅是帮助几个村社修建了防浸沟，让被搬迁农户互相帮助拆除和重建房子，而对搬迁农户却没有给予现金、搬迁建房、新垦殖耕地等方面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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