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2)

　　应该承认，这种为了国家重点建设而侵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作法，在我国还是持续了好多年。据有的专家估算，仅水库移民，就造成1000多万搬迁农户陷入贫困。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大家很少表示不满意，就象新街乡农民那样。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们相信政府今后会实践承诺，帮助自己富裕起来的。二是严格控制的政治、舆论环境，人们不敢表示不满意；如若有人表示不满意，轻则遭批斗，重则可能被逮捕。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坚决地改革了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专制体制，对水库移民的安置逐渐形成一套合理的补偿机制，包括资金补偿、安置地选择等，做到让搬迁农户思想上满意、生产条件上比原驻地好、生活上比原来有改善。

　　问题在于，补偿费多少才算合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方案，法律法规也急于规范。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6倍；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提高到了6～10倍；《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在一起不应超过土地平均产出的30倍，对其中的“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实际上，大家都忽视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主权，更忽视了农民作为被征用主体的谈判权。如果尊重农民的主权和谈判权，农民们是会和土地开发商谈判出一个大家都认为合理的价格的。

　　二、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并逐步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奶牛养殖道路

　　（—）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得到了原始积累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进了会泽县新街乡。是坐待贫困，还是不甘贫困而到城里打工赚钱？经过讨论与串联，一批转变了思想观念的村民首先走出了大山，先后有13000多农民到昆明等大城市打工。其中有的拉三轮车，有的挖下水沟，有的到建筑工地打小工等，靠苦力慢慢地赚到了第一笔原始积累。截止目前，会泽县新街乡3.56多万人中，有1.3多万人在外打工，其中在昆明市及郊区打工的有1.25万人。

　　但是，会泽县新街乡农民普遍感到，仅靠在城市里拉三轮车、挖下水沟、为建筑单位打小工等，工作不固定，收入既低又不稳定，并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实践中，新街人急需寻找既能发挥自己经验，又能作为长久在城市站住脚跟，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职业。

　　（二）奶牛养殖是适合于搬迁农户的最佳选择

　　新街乡回族农民历来有养牛的传统习惯。他们熟悉牛的生长特点，善于选育优良种牛、配种、接生、放养、屠宰、制皮、烤作干巴（一种肉制熏烤食品）、牛及其制品的买卖等，许多人由此成为行家里手。该乡街市上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贸易市场。特别是，养牛已成为许多回族农民的情结。他们在昆明打工过程中，经常想着牛，盼着见到牛。于是，一些农民开始到城郊租房养殖奶牛。

　　牛奶被医学之父波克拉底称为“最接近完善的食品”。“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新街人在昆明打工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里人对牛奶的需求逐年增加，而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牛奶公司由于缺乏鲜奶原料，生产难以扩大，对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聪明的新街乡人利用自己打工的原始积累和善于养牛的经验，开始在昆明市郊租地租房，购买一头或几头奶牛养殖起来。保佑章便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牵头集资创办的奶牛合作社是当地6个奶牛合作社中最大的一个。

　　保佑章等以每年1。2万元的租金，租用了呈贡县斗南镇下可乐村原被某药厂征用后废弃的山坡荒地160亩，租用期限为70年。他们投资580万元，建盖了98套分别为500、480、400和180平方米不同规格的农舍，其中包括人居住房、卫生畜厩、奶牛运动场等设施，一套一院，前后开门，套套相连。前为大门庭院，两边是住房及生活设施、水池等，后为两排牛舍，后门外是奶牛运动场。小一点的由一户单独使用，大一点由二家及几家联合使用。从而形成了规范化的奶牛饲养基地。这些农舍与畜圈刚一建成，便有许多新街乡人前来租用，做到了边建设边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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