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财政政策创新(3)

　　3.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t)=F[K(t)，G(t)，L(t)elt]，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巴罗和萨拉认为，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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