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公司治理的理性选择(2)

　　与美国相比，德国的外部治理较弱，不能在宏观上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德国公司一方面股权较为集中，容易产生大股东独裁控制问题；另一方面银行可以持股，各股东持股也较为稳定，因而具有积极性来实施监督，制约大股东的独裁控制。因此德国在微观上实行双层制治理结构，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事会中出资者代表和职工代表各占一半（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是德国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并且监事会的人数往往在20人左右，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又可以有效地制约大股东的独裁控制。德国公司治理的另一特色就是监事会任命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做出的重大决策要经监事会批准。这样就可以保证监事会处于超然地位，并拥有实权，因而，就能有效地实施监督并及时修正管理者出现的代理问题，从微观上降低代理成本，弥补外部治理的不足。 
　　美、德两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好相反，可以说美国是以外为主，以内为辅；德国是以内为主，以外为辅，两种模式都是内外结合，才发挥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与美德的治理模式相比，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折中模式，即二元制模式，董事会与监事会是平行机构。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监事会并没有实施有效的监督，其根本原因在于董事会控制着公司，而监事又由董事会提名与任命，即实际上监事会沦为了董事会的下级机构，当然就无法有效监督了。由于美日两国政治经济联系极为密切，2002年日本商法改革中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允许日本公司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者中排他性地选择其一。其实日本的外部治理是无法与美国相比的，在微观上如果又选择了本身监督能力较监事会次之的独立董事，再加上日本企业的股权较为集中，存在大股东独裁控制问题，就可能使独立董事制度更为失效。与日本做法相反的德国在其商法改革中却是加强了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强化了外部治理，其明智之处显而易见。三、强化监事会——中国公司治理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现实经济状况更接近于德国或日本，外部治理机制较弱，股权结构集中。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存在明显缺陷，没有做到内外治理互补。因此，中国应借鉴德国双层制治理结构经验以弥补外部治理的不足。中国正处于公司治理改革的十字路口，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环境与日本相似，日本的改革经验应该是我国的指路标，因而主张废除监事会，强化独立董事制度，这种观点其实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一是我国的外部治理相当不健全，故而应该强化内部约束和监督，专司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应是首选；二是实行单层制后，独立董事容易受到内部人或者是大股东的控制，从而造成监督职能的双重弱化，得不偿失。目前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日本式的二元制，监事会和董事会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控制着公司，监事会没有实权，没有超然的地位，在利益上受制于董事会。监事会往往沦为董事会的“奴隶”，而无法真正实施监督职能。因此，中国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强化监事会，而决非放弃。在这方面，国家委派监事会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国有企业改制放权后，企业成了市场经济主体，刺激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但同时也增长了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链，造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助长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见提高。而国家委派监事会的实行，一方面极大地缩短了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链，降低了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委派监事会拥有极强的权威性，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并提出对管理者的任免意见，因此地位超然，可以起到较好的监督效果。缺乏权威和地位超然也正是企业内部监事会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合德国监事会的经验，中国改革监事会制度，应强化监事会职能，赋予监事会实质性权力，例如选择外部独立审计机构的权力，设立监事专职监督机构并领导内部审计，甚至可以让监事会拥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特别否定权等。拥有权威和超然地位使监事会拥有了监督的利器，但更基础的还在于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李爽认为监事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独立性问题。中国与日本相似的是监事的提名基本上由控股股东掌握，控股股东又控制着股东会，哪怕是经股东会任命的监事也无法具有独立地位。因此，要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就必须改变由控股股东提名监事人选的现状。这一点可参考银行业选举监事的做法，并引入具有一定社会声誉的外部监事。在外部监事的引入上，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已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此外，要使监事会有效行权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监事人选必须要具有经济、管理、财务、会计或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及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另外，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监事会也是一个代理机构，同样要对监事实行固定报酬外的绩效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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