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进展（上）(3)

　　这些纠纷表明，拆迁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城建纠纷问题，实际上已牵涉到法律、政府职能、公民财产权等多个方面。

　　一是个体拥有的私人房屋财产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障。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他法律、规章及政策，均对保护公民私有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制定对房屋所有权变化的现状上反映并不充分。原来的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单位公房，其所有权归国家，现在绝大部分住宅的房屋所有权已转归个人，因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

　　二是政府没有依法行政。首先，拆迁所依据的《条例》是否合宪？目前强制拆迁公民合法私有房屋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制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按照《立法法》第8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而《宪法》第62条之规定，基本法律的制订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条例》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属于国务院越权，不符合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权力分工原则。其次，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没有依法行政，态度粗暴；有的甚至动用黑社会势力，采用恐吓手段，停水、停电，强迫居民搬迁。

　　三是政府定位不清晰。有些地方的拆迁办公室既是行使政府权力的机构，又是直接拆迁人，致使拆迁行为笼罩上一层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壳。而在实际上，政府与开发商纠缠在一起，有些拆迁者受到了政府支持，获得了特权；一些政府在拆迁中也获得了一定的商业利益。

　　四是拆迁补偿没有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财产所有权人无法得到公平补偿。由于开发商与政府有着复杂的关系，政府在拆迁过程的身份地位不明确，导致开发商以政府作护佑，形成了拆迁补偿交易单方面的特权，房屋所有权人无法得到公平补偿。

　　五是缺乏诉求渠道。如果被拆迁者对开发商的拆迁补偿不满意，政府按市《危改办法》“先腾地，后处置”的原则处理，意味着不管房主是否同意，必须先走人，否则就面临着强制拆迁。虽然房主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这不影响拆迁。官司没打，拆迁户已注定失败的命运。即使官司打赢，房子也已被拆。

　　6.知情权。知情权虽然不是我国宪法明示的基本权利，但它暗含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中，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逻辑延伸，也构成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石。 2003年，SRS疫情的爆发引发了公众对知情权的迫切要求。2003年，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实行首次旁听。此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公告，公开邀请15名公民旁听会议。根据规定，凡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户籍在本市或者户籍不在本市但在本市居住满一年的中国公民，都可以申请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2003年，北京市人大开会也允许公民旁听。时至今日，全国省一级人大常委会已开始普及旁听制度。北京市、辽宁省、安徽省、四川省、江苏省、陕西省、湖南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贵州省、河南省等都已经有此做法或相关的规定出台，同时，包括潍坊市、大连市、青岛市、武汉市、石家庄市、广州市、西安市等越来越多的市一级人大常委会也实行了类似的旁听制度。

　　二、多重主体协力推进基本权利保障

　　2003年基本权利保障活动是由多重主体、在不同层面协力进行的。它既有政府对自身行为的主动修正，也有民间团体和社会人士的参与，学者的讲学、论证、研讨与媒体报道也促进了基本权利保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一）政府积极行动

　　政府在促进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行为是积极进取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的不同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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