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破产中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制度——以三鹿破产案件为视角(3)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订立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交易，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是一种增加社会财富的行为。人们通过相互之间订立合同，一方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获得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双方可以增加自己的现有利益。合同当事人违约造成的结果只是合同目的的落空，只是使得双方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而已；而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是由于加害方故意或者过失的损害到被侵权人的固有权利，而对其现有状态的侵害。被侵权人需要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恢复自己的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债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法律却忽视它们之间的不同，将两者规定在同一清偿顺位上。在企业运行良好，资产充足的情况下，基于各种债权而产生的清偿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当债务人的财产因不能清偿到期债权或者资不抵债而破产时，但当被侵权人不能获得全面救济或者救济无望的时候，仍然将具有自愿属性的合同之债与具有“非自愿”和“不可预见”属性的由于侵犯人身权而导致的侵权之债放置在同一平衡称上，必将两者之间产生厚此薄彼的失衡待遇，最终被侵权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处于“霜雪交加”的境地。[6]
      (二)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的保护人权功能决定了其应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
      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也不例外。契约制度是对契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及其期待利益提供保护，使契约债权人对契约债务人的允诺享有的利益得到实现。侵权制度也有其特殊的制度机能，它不仅仅是为了阻却和惩罚人们的不法行为，不是为了对被告和其他社会公众进行威吓和阻却，使他们将来不再实施同样或者类似的侵权行为，而是是对权利的保障。契约制度促使当事人通过订立契约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侵犯人身权的行为是对人们本身固有权利的侵害，它使人们遭受了损失，而且这种损失一旦造成，便很难回到权利的初始状态，法律只能通过赋予被侵害人以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尽可能的填补已经造成的损失。人身权损害赔偿作为侵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保护人权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人权概念是由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其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它源于人类的本质，是人对自身本质体认的产物。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各项人身权利的享有，是公民实现人权的基础。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侵害人身权类型以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型的侵权形态，例如产品责任，高危作业产生的责任，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人们面临着遭受更多损害的可能性。在上述侵权形态中，有很多是由于现代的企业造成的，这种侵害一旦造成，其波及面通常非常广泛，造成的损害也很严重。如果企业不能完全的支付损害赔偿，那么，它将面临破产。而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之债被列入在普通债权中，位于破产清偿顺序的最末位，在实践中，企业的破产财产在支付了工资及各种税收保险之后，往往所剩无几，这意味着被侵权人很难得到足够的赔偿，很难使得其固有权利得到恢复，其作为人所必须的物质载体受到损害，这不符合法律保护人权的立法目的。而侵害财产造成的损害赔偿和契约之债在此意义上，没有人身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重要，因此，在破产顺位上应当规定人身权损害赔偿权优先于侵害财产的损害赔偿权和契约之债受偿。
          （三）从被侵害人抵御风险的能力的不同决定了其应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
      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往往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交易活动，从而增加其财富。法律在合同领域中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决定自己享有什么权利以及怎样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合同当事人就应当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承担自己自由意志带来的后果。在交易活动中，合同的双方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交易时，可以充分预测到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法律不需要对“理智人”给与过多的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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