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焦虑的宣泄方式
疯癫和死亡是女作家宣泄心理的独特方式。“这些小说里的疯癫和自杀,体现了同一种拒绝,即女主角拒绝生活在父权文化的叙述结构之内,因为这一结构阻止了自我的充分表达”。[5]185
《简·爱》成功地塑造了两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简·爱与精神失常的爱情牺牲品疯女人伯莎。伯莎被丈夫罗切斯特关在暗无天日的阁楼里,被剥夺了话语权、只能发出动物般的嚎叫。原因是罗认为她有精神病史,太放纵、太淫荡。而伯莎本人只能以特殊的方式表明她的存在,她总是伺机逃出禁闭她的阁楼,寻求机会实施报复,最终以一把大火烧毁了象征着牢狱的桑菲尔德庄园,由一个男权传统的受害者变成了男权传统的破坏者,以她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报复父权制的任务。疯女人的形象令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着迷,吉尔伯特和古芭两位批评家清楚地看到了女性作家“在艺术上和生活中所受到的禁锢”。女作家们在以男人为中心的房子里生活,其文学作品也同样受着传统父权制的艺术构筑的束缚。结果,在她们的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封闭和逃跑的形象”、“疯狂”的自我、静物与激烈的对比和大量关于疾病的描写。妇女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形象,是“作者本人的重像”,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从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观点看,这种“疯狂的重像”是女作家创造力的反映,是她们“认同和修正父权文化加之于她们的自我定义”。这种双重策略构成了19、20世纪妇女文学的重要特征。用福柯的话说就是“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6]
疯女人是女性作家作品中的隐喻,而幽灵则是女性小说中另一种独特的构想。她们或是死者不散的冤魂,或是伺机复仇的隐居者。除《简·爱》中的疯女人之外,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刻画了一个 “幽灵化的女人”吕贝卡。故事的叙述者“我”与美貌的吕贝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涉世不深,柔顺、敏感、天真、羞涩,是男性心目中的乖女人。而吕贝卡是一位富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人物,小说一开篇她已死去,但她的影响处处弥漫在曼陀丽庄园。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侧面描述和众人的追述而逐渐呈现出来,她非常美丽而且聪明过人。她有头脑,把整个庄园治理得井井有条;她富于魅力,麦克西姆的姐姐形容她“自有一套讨人喜欢的本领,男人、女人、小孩还有狗,都会被她迷住”。然而她生活放荡,不肯顺从男性,反而以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中为乐,生活腐化。她是个魔鬼般邪恶的女人,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设下圈套,使其丈夫背上了杀人的罪名。吕贝卡是男性心目中的“恶魔”,她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其丈夫的报复,而且是对整个男权社会的颠覆。由此可见,达夫妮·杜穆里埃既塑造了天使般的“我”,又刻画了恶魔般的吕贝卡。
结语
按照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作家无不具有两重性, 在现实中,他是个人,而一旦进入艺术创作,他便成了“集体的人”。作家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又是社会环境的改造者。以上两位作家塑造了相貌平平,出身卑微,但是心地善良,敢于追求平等爱情并获得圆满结局的简·爱与“我”;同时成功地刻画了疯癫失语的伯莎与阴魂出没的吕贝卡,她们在作品中的颠覆作用毋庸置疑。她们并非陪衬,也绝非是作者为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设置的,而是具有超强力量的女性人物,是男女主人公结合的障碍,她们的存在及所作所为对男权社会构成了威胁,挫败了男权的优越感。相同的是,两位女作家都以庄园为背景,运用了哥特式表现手法渲染气氛,尤其是作品中透射出的愤怒和不平皆以火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了作家创作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最后以一把大火得到消解:吕贝卡的崇拜者丹弗斯太太放火烧毁了曼陀丽庄园, “我”才得以与麦克西姆结合;疯女人一把大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使罗切斯特手残眼盲,简才得以成为罗的妻子。因此,只有当伯莎和吕贝卡死亡,愤怒之火熄灭,简和“我”才能彻底清除与所爱之人结合的障碍,安稳地生活在男性的世界里,女作家的身份焦虑亦由此得以消除。两位女作家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其作品依然带有男权社会中父权制标准的印记,但是她们所塑造的反叛女性形象改写了长期以来父权制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及对女性贬损的历史, 表达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女性的心理感受,抒发了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为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空间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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