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兰克.盖里(FrankGehry)说:“如果,非要说什么是我对建筑实践的最大贡献,我会说是眼一手之间协作的成就。这意味着我已变得非常擅长于建造我想像的一个丽i丽或一种形式。”的确,从他设计的毕尔堡Guggenheim博物馆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将想像利刚现代手段变为现实。但这只是盖里的现实,而他创造奇迹的方式也一反建筑传统的认同方式。毕尔博物馆有可能是历史上最被“媒体化的建筑。在建造过程中。它已被大肆宣扬炒作。
1997年开放时,它将毕尔堡这个负债累累的工业小城一夜变成旅游热点城市。可以说盖里以其个人美学趣味的极端自信以及对当代技术状况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毕尔堡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筑学的综合。
盖里的成就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们这里并不想评价在那个不可思议的钛金属造型下面空间功能运用的牵强。因为毕竟如同悉尼歌剧院项目一样,这也应是一个划时代的建筑典范。但他的极端思维的确存在着误导建筑思潮的巨大潜力。正如瑞姆.库哈斯宣布的“我把盖里当成这样一个例征:向更大、更重要项目的过度已将他从极端的率真变成了极端的虚假”。毫无疑问这样的评掺杂了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但同时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重要提示,这样的作品是边缘的尝试,是建筑师个人品位以及人们对时尚顺从的结果。很多文章评沦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解构主义作品,而在我看来。他只是盖里的一个作品。而解构主义就其理论原则来说是无法有真正的作品存在的。
当然.弗兰克.盖里在根据其“想像”进行创作的同时,也不是无话可说的,而且他的评论风格与建筑炒作能力一样,一点也不含蓄。而埃森曼的回应是,当代建筑学还未能发展出一种理论话语来有效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建筑学”。什么是仅仅制造图形奇观的“主题公园”。
当今的建筑理论已经不再寻求外在的意义.建筑形式的自我陶醉自我满足正在成为当今“批判性”建筑学的内核。每一位建筑师都在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型空间,似乎建筑作品所被吸收、同化的可能性越小,其建筑学的价值就越高。语言文字在文章中或消失、或变得杂乱无章。看来宣扬解构主义的条件的确是成熟了,但无论它变得多么时尚,终究是没有了内容的文章。
埃森曼所秉持的文化精英意识和他对自足的形式主义的钟爱,使他在当代建筑学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激进的角色。一方面他和众多的精英建筑师一样,反对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导致的文化的均质性;另一方面,为了争取绝对的个性化,他全然拒绝通过建筑学在传统中所行使的社会学-、技术学和美学的功能,以求得建筑文化的异质性。
建筑师的创作欲的可贵的。但同时个性的极端膨胀而导致的表现欲却对当前茫然无助的建筑理论发展无疑是起到伤口撒盐的作用。
在个性的自信方面,库哈斯与盖里和埃森曼是不相上下的,但库哈斯是固执地直接从现存建筑和都市状况中汲取能量。而不求助于当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建筑师。当埃森曼将建筑学置于文化批判理论的脉络中加以考虑,宣称“在过去400年来。建筑学的价值观一直是从同一个人文主义源泉中升发出来,今天它必须彻底改变。人类基本视野的变化起源于哲学的变化。”而库哈斯则平静地说:“人类视野的变化起源于电梯的产生!”在库哈斯看来,当代都市的密度、尺度和速度正在抛弃正统的建筑艺术。只有承认建筑学以外的更宏大的力量,才能从各种限制中寻求新的建筑学机会。
蒙塔莱提出。“艺术始终是既为所有的人、又不为任何一个人。”建筑作品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创造性的改变了人们的习惯体验和感受态度,生成了比普遍物品更为丰富的智慧世界。而智慧世界的丰富发展更需要具有深层社会含义、更高精神内容的创新。
客观的对待理论.客观的分析现状。再客观的了解自己,才能摆脱建筑设计只顾全形式、玩弄符号.但最终却因缺少创作精神和合理性追求而导致的次品泛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充其量也只能是抄袭、模仿、克隆别人的建筑作品中的外表形式,这样的设计自然不会有新意。只有在知其所以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更适合自己,什么是可以借鉴的.而什么是在现实状况中不适合的。曾读过这样一篇建筑评论文章,作者对西方社会将建筑设计和时装设计作为同一时尚杂志的主要内容非常不屑一顾,我虽然不懂时装.仉我也的确无意中发现过时装创作因步入与建筑创作相同的误区而产生令人哭笑不得的作品。一位身着古典唐装的美丽模特飘然走在T形台上,唐裴完全用透明材料制成,在一层薄纱后面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览无余,因古典符号不经大脑的随意滥用,不但造成了对古典文化的嘲讽,更亵渎了人体美的自然状态。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一件衣服,它的影响仅限于穿着者本人以及设计师可笑的“情趣”,但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设计的建筑,那么我们作品所造成的负而影响将会是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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