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统计信息和现状表明：上海在科技与经济资源配置上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国际化”城市。改革和开放的目的在于借他山之石，来完善和促进本区域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本区域的居民或公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加强本地区的竞争能力和实力，提高本地区的地位，以此改变在竞争中的处境。必须提醒的是，在制度和文化等领域民间化以前，科技和资源配置基础的国际化存在巨大风险。在拉美地区，一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拥有名义主权，但是由于构成其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资源的国际化，一直无法摆脱事实上的“殖民地”处境。这种以失去“基础”为代价的路径选择，与科技和资源配置基础的民间化、民族化路径选择之间，在后果上截然不同。前者是一种为了建设大厦，抽基石当横梁的做法；后者则恰恰相反，是一种为了巩固大厦根基，把原属于“上层建筑”的材料换做基石。中国的制度性和环境性因素创新的“滞后”，是造成这种局面，导致存在巨大风险的根本性因素。尤其是人才的外流，或“就地”出国，为非民族资本效力的本身，就是国际企业或科研组织国际化、就地分享人才资源战略的牺牲品。关闭国门或主张“无为”历来就不是解决问题、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创新游戏规则，营造环境，强化基础，形成优势。尤其应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已经有200个城市提出“国际化”建设问题，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尚且如此。因此，在民族化、民间化道路与国际化道路选择的先后序列方面，更应该考虑到其科技与经济基础问题。
总之，从目前的有关统计和资源结构来看，上海要成为世界性的、独立的科技中心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把企业数量在增长、投入在增长，人才资源在迅速下降这一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充分说明了在上海这个区域创新联合体中，企业的整体研发密度在下降，区域的科技与经济的整体创新基础正在削弱。因此，以规制创新、营造环境、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以有利于人才和人才发展为路径的资源配置局面，以进一步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以企业制度和管理创新为依托，吸引人、善待人、用好人，仍然是上海乃至于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选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
3 制度性与环境性障碍成为根本性障碍的根源与出路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是这个系统存在和演化的核心要素。规制，作为设定了边界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路径选择的集合，对系统的运行起着维护、诱导和导向作用。任何规制都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规定，具有排他性或边界。由于规制的边界范围有大有小，在规制既定的前提下，并不是任何规制都有利于创新。诸如此类的规制性和环境性障碍，在中国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已经成为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影响科技创新需求、制约民族创新能力提高的根本性障碍。突出表现在：(1)在科研人员数量和质量既定的情况下，以科技开发区、高科技园区为标志的所谓区域创新联合体在数量上的增加，只能意味着平均研究密度的降低、质量下降，并直接导致“空壳化”。(2)在一个规制既定，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在一些科研部门，实验设备的增加、物质条件的改善、客观投入的增长，仍然不能够对一个国家、区域甚至是一个科研组织没有能够产生预期的激励效果。(3)科技人才结构失衡，出现了一方面缺少科技和科技管理人才，而另一方面这些人才却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不愿意在此就业，或得不到合理使用的扭曲状况。因此，游戏规则和文化环境是否合理，是影响和制约对科技创新需求大小的根本因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山头主义”、“帮派主义”、“圈圈主义”以及“滞后”的管理与分配体制、社会运行体制，不能为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人才的真正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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