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3)

　　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郡县，文献史料多有缺漏，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数量很少，更是难窥其详。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上的铭文补充了二十多个地名，或可稍补这方面的缺佚，同时也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名沿革和郡县制变化提供参考资料。事实上，战国时期燕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为秦汉郡县所继承，并为秦汉出土文物所证实，如天津市宝坻县秦城遗址出土的秦代“泉州丞印”印范，再如西安市相家巷出土的带有“徐无丞印”字样的秦代封泥，二者表明《汉志》中泉州和徐无等县的设置都可以提前至战国时期。此外，《汉书·地理志》中燕地的郡县名称在战国时期也多已出现，且名称并未改变，如文安、涿、柳城、方城、襄平、安平、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鄣、下落、安次等等，这些过去均被认为是汉代所设置的县，现在都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由此可补史料之缺憾。那些地望不详的燕国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亦不见记载，估计应该是被裁撤省并了。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地方一级行政设置应为“县”。比如《战国策·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但是，从考古出土文物等实物材料来看，燕国的地方行政设置并不称“县”，而是称“都”，“都”就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例如前述战国时期燕系官印中大量存在有“都”字的官印，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土的燕国器物上的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地名后多有“都”字也是实证，如陶文“容城都口左”、“余无都瑞”、兵器铭文“泉州都□”等等。三者互证，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应为“都”，而非“县”。此说可纠文献记载之误。 
　　张传玺先生在考证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时，认为《史记·绛侯周勃列传》所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一县”这段文字中的“浑都”即军都，此说亦可从。《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领县有军都，其地在今北京市昌平区土城附近。秦朝统一六国，但是存世未久；汉朝建立后，此地沿用燕国之旧名“军都”，也是顺理成章。前文中，燕国故地文安都、涿都、柳城都、方城都、泉州都、容城都、徐无都等等，在《汉书·地理志》中均沿用旧名，只是改‘嘟”为“县”。估计秦汉时期推行郡县制时，将燕国旧地改都置县，但仍保留原燕系地名，乃是常用的做法。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和“县”一样，都是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二者常可互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楚平王以舟师略吴疆，“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其事：“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正义》称：“两都即钟离、居巢。”可证文中之“都”，乃是“县”之别称；所谓吴王伐楚、取其“两都”，实即攻克了钟离、居巢两县。《史记-伍子胥列传》：“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司马贞《索隐》注：“二邑，楚县也。”对此已阐述得十分明白。又《左传·昭公十三年》载“人大都而乞助于诸侯”；《史记-楚世家》则作“人大县而乞师于诸侯”；亦是“都”、“县”可以互称之证明。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燕国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称为“都”，而不是称为“县”。这也可补传统文献之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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