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3)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越集中之趋势：所及省份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部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颇堪注意。其中变化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变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变化更大：山东原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来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赵宋开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到仁宗时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比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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