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4)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可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虽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几个时代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   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变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变化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则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

    上述种种变化或者是在预料之中，如河南、陕西，看似有所升降，其实并无变化，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上期并无太大变化（上期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不必讨论；而首先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福建何以能异军突起？原因何在？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分布时已经指出，闽、浙两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保持长久之发展和增长，这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长。吴松第指出：福建本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曾长期地广人稀。唐天宝元年(742)，全区著籍户口仅90686户，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经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至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46.8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4.2户。”“入宋以后，福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以及《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算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长率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为9.4%，治平二年至元丰元年(1078)为5.4%，各时期的增长率都不低。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1078)的户年平均增长率达7.9%，证明当时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的人口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福建的增长率只居全国第十一位。然而，当元丰以后大部分区域的人口增长显著放慢时，福建的增长速度却不曾下降，元丰至崇宁元年仍保持着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因而增长率在各区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20)人口的持续增长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当时就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21)虽不无夸耀，但大抵也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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