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表现与存在 读书笔记(3)

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萨特的文论选中在“什么是文学”中围绕着“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三个问题阐述。将写作和绘画，雕塑和音乐进行比较。写作是一种超越语言存在的表现。真正的写作是为自由而作，然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自然而然是暗示性的，即使作者旨在完整无遗的表现对象，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他知道的总比他说的少，这是因为语言是省略的。

曾在一次读书交流会中听到一位女生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声势浩大的声称她写的东西只为自己写，自己看，无所谓别人怎么看。而我当时就极不赞同她的观点。因为没有为自己写作这样的事，

如果有人这样做，他必遭到最惨的失败，人们在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纸上的时候，充其量只不过使这些情感得到一种软而无力的延伸而已。但我还是很敬佩她有这份执着和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潘新和——《在苦难中与阅读写作结缘》（附：《书魂》）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不寻常，在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像一只小老鼠，还没反应过来，就从眼角—掠而过，消逝得无影无踪。然而，晦暗的时光，却得—一页一页慢慢地翻阅，像疲惫的老水牛蹒跚的脚步，让我们度日如年而刻骨铭心。其中每一个瞬间，都将凝固成永远的记忆。

打开一个页面，我曾记录如下： 书魂

书是有灵魂的，你信不?

我过去也不信，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清晨??

那天，我照例到操场散步，在宿舍区碰到了系里的林海权教授，他向我招手，很喜悦地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本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书中对先父著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评价甚高，称它是中国“五四”以后文化语言学方面承前启后的第一部著作，问我想不想看。我略一沉吟，回了一句“算了吧”!便走了。

我不知道林教授是否对我的失礼感到不快，倒是我自己那份淡漠渐次变得沉重起来，心里老是搁着这件事，眼前老是浮现一脉发黄的书脊。

我也算是出生“书香门第”，家中别的没有，唯有书多。从小我与父母同居一室，当中隔开的便是一排大书橱、我是在这堵“书墙”下长大的。

跟所有好奇的小孩一样，小时候我也绝不会放弃在家里“寻宝”的乐趣，那排大书橱自然是我搜寻的重点目标。我曾将书橱里的《史记》《汉书》《艺文类聚》《康熙字典》《辞海》什么的，一本本搬下来，翻个遍，再不露痕迹地上架复原。至今我还记得它们是摆在书橱的第几层，靠左还是靠右。

一天，在书橱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在一脉发黄的书脊上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潘懋鼎，我无法形容那时的惊喜——是父亲写的书！翻开来，却读不下去，勉强溜了几页，感到十分无味，于是插回去，让它继续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呆着。

后来是文化大革命，是我和哥哥“上山下乡”，是父亲蒙冤自尽??当我们一家不得不从大学宿舍里搬出去时，悲愤中的母亲以少有的决然，把书橱里的书全部卖掉，包括父亲写的那本令我惊喜又令我失望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

我永远记得那天。废品站的板车来了，一瞬间便拆除了那堵温暖的“书墙”。我含着泪，看着伴我长大、我无比熟悉的“书们”，被

硬塞进麻袋，摔到板车上，一车一车地拉走。我那少年的心陡然间升起了“永失我爱”的悲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一百岁。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找书，不经意间，我看到了曾“梦里寻它千百度”的那一脉发黄的书脊，心跳得厉害!我曾无数次地自责，骂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不留下父亲的那本书。这时，它就在我眼前举手可及，且我确信已能够读懂它。可我终于没有伸手。是不想看，抑或不忍看?我说不清楚。

但此后那一脉发黄的书脊时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常常自我排遣：父亲不在了，那书在不在，那书写得怎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忘了它吧!我故意显出超脱的宁静。每每有人告诉我，在某本语言学家词典里看到了关于先父的词条，我一句也不多问，顶多说一声“谢谢”。那天我漠然地回应林教授的关切，也正是这种心态在作祟吧!

没想到这种漠然转眼间荡然无存，想看一看《文化语言学》的愿望让我心绪不宁。

在愈来愈强烈的愿望的催逼下，我匆匆地从林教授那里借来书，匆匆翻开他早就为我夹好的那一页，匆匆地读：

“??如果就专著而言，潘懋鼎《中国语源及其文化》是上承梁启超语源之学，下启文化语言学的第一部论文集??”

我忽然彻悟：父亲从未离去，父亲因他的书而活着；那书不死，父亲也就不死，那书里有父亲的灵魂!每一部不朽的书里，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

从此，我对书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走进图书馆书库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周围簇拥着无数睿智的灵魂，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他们是不死的!

因为要写书的缘故，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从抽出的借书卡里，我发现其中一张有父亲的签名，我怔住了：30年或40年前，我的父亲借过这本书，他曾经翻过的每一页，读过的每一字，我也将重新翻过、读过!当我也在借书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若干年后，当我也已作古，我的女儿是否也会在借书时看到她祖父、父亲的签名呢?一定会的!

读书的人也是不死的。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留存下来、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记忆，它注定了我与书的结缘，诠释了我日后艰辛而义无反顾的言语人生。也许就是那次偶然的发现，悄无声息地激活了我酣睡着的言语基因，唤起了言说的冲动与梦想。现在回想起来，兴许从那时起，我对“书”有了最初的颖悟：从“书”的不死，悟到了“人”的不朽，“人”亡“书”在，“书”在“人”存。“书”，象征着“人”的生命与精神的存在。这为我后来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教育思想埋下了一颗种子。在随后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这颗种子慢慢地长叶、开花、结果：人的肉体生命是短暂、渺小的，但是人的言语生命、精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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