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章制度，尽管并不总是具备法律的形式，但相当精确地规定每一个社会阶级可以合法地力求达到的最大限度富裕”(涂尔干，2007：265)。道德实在对人产生制约和压力每个人都模模糊糊地感受得到。“在这种压力下，每一个人在他的范围内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奢望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丝毫不想超出这个极限。至少，如果他遵守惯例并服从集体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他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他就会感到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应该的。这就为情欲规定了目标和极限”。“他的幸福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这种平衡状态是确定的，某些失望不足以打破这种平衡”(涂尔干，2007：266)。什么是社会？在涂尔干和莫斯的意义上，社会是一个道德实在，这种道德实在能够保证个人处于某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稳定的平衡状态就是一个有序和温情的社会。

然而，涂尔干和莫斯意义上的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布迪厄看来，是一种象征权力支配下的秩序，其形成的关键在于象征权力的作用。因此，象征权力取代了涂尔干和莫斯的道德实在的概念，成为布迪厄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的解释。权力概念替代了道德概念和社会概念，成为布迪厄的核心概念。在莫斯学派看来，这是无法容忍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背叛”。

布迪厄如何具体展开对莫斯的批判呢？1994年，布迪厄再次针对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礼物交换原则进行了分析，以强调自己对象征权力运作的主张(布尔迪厄，2007：155-162)。而之前的更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见于1980年的《实践感》一书。“莫斯从这一分析开始，就把馈赠交换描绘成一连串不连贯的慷慨行为；列维-斯特劳斯把它定义为超越交换行为的互惠结构，馈赠要有回赠。至于我，我曾提出，这两种分析中缺乏的东西就是馈赠和回赠之间时间间隔的决定性作用，事实是，在所有社会里，实际上，人们并不立刻归还所接受的东西——这也许会被退回去——这已是大家心照不宣认可的事”(布尔迪厄，2007：155)。在这里，时间概念被引入进来，成为了关键概念。

或者说，这里的关键是时间，实践的时间。⑦与科学实践的元时间性不同，实践完全内在于时间，与时间紧密联结在一起，它在时间中展开，也在策略上利

用时间。所以布迪厄说，“实践的时间结构，亦即节奏、速度，尤其是方向，构成了它的意义”(布迪厄，2003：126)。参与游戏者，也就被卷入到游戏当中，专注于将来之可能性，使自己与世界的将来同一。他必须在紧迫性中作出即时的决定，这些决定是依据客观可能性之将来的现实性。“游戏的意义乃是游戏之将来的意义，是将其定义赋予游戏的游戏历史的方向之意义”。并且，“参与游戏且专注于游戏的人，并不是使自己适应于他之所见，而是使自己符合他之所预见，符合在被直接感知的现时中预见到的事物”(布迪厄，2003：126-127)。实践逻辑，或者说一种实践感，一种习性，是一种身体逻辑，深深地铭刻于身体之中，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

很自然地，布迪厄“便思考这个间隔的功能：为什么回赠必须往后推，而且有所不同呢？因而，我指出间隔的功能是切断馈赠和回赠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两个完全对称的行为显得像是单独的、毫无关联的两个行为”，“一切发生得好像区别馈赠与礼尚往来的时间间隔就是使那给予的人认为自己的馈赠是一种没有回报的赠与，使报答的人认为自己的回赠是无动机的，而且不是因为初始的馈赠决定的”(布尔迪厄，2007：155-156)。礼物交换，基于时间间隔，从而将行为的“策略性”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策略性”强调结构主义框架中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性，从而区别于僵化的结构主义决定论。布迪厄认为，这种结构本质并非不为人所知，在卡比利亚地区，布迪厄就收集到了许多叙说礼物是一种烦恼的谚语。“不管怎样，初始行为是对接受的人的自由的侵犯。它蕴含着一种威胁，它强迫人回报，要回报得更多；此外，它形成了义务，在造就了欠人情债的人的同时，它成为一种履行方式”。但是，布迪厄亦深刻认识到，这种结构本质被集体压抑住了。“因此，在馈赠交换中，重要的是，两位交换者通过中介的时间间隔，无意识地、不约而同地竭力隐瞒或掩饰他们造成的客观事实”(布尔迪厄，2007：156-157)。

接着，布迪厄指出了象征交换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⑧其一，这是一种具有双重真实，难以同时掌握的实践，这双重真实指的是行动者意识到这种结构本质，但又在集体舆论下竭力掩饰这一结构本质；其二是说明禁忌，即对礼物价格的言

明是一种禁忌，比如人们送礼物时，要把价格标签撕掉。“在馈赠中，价格应该是暗含的：我不愿意知道真实的价格，而且，我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价格。一切都好像商量好了，避免对被交换东西的相对价值表示明确同意”⑨(布尔迪厄，2007：159)。

时间概念的引入同时意味着对礼物交换的分析必然要超越礼物的赠予与还礼是受互惠性原则支配的观念，而要意识到在这一过程当中，还礼受到“策略性”时间间隔的控制，时间概念在这里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还礼的礼物不但是不同的，而且是推延的(deferred)。“这样，行动者不是作为互惠原则的有意识的甚或无意的遵奉者，而是作为通过时间作出回应的策略者，参与礼物交换的社会互动”(斯沃茨，2006：114)。这一“策略者”形象类似于游戏参与者，他们在日常实践当中始终尝试沿着制约与机会的曲径运动，这一曲径是在其过去的经验中未被完全把握的。但这种“策略性”并非精密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一种“实践感”。“卡比尔人使用策略不是基于有意识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一种‘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指导着复杂的挑战、回应、拖延、侵略、报复、藐视等策略。荣誉感来源于通过实用的方式把特定情境中适当的或可能的东西加以内在化的一系列倾向”(斯沃茨，2006：115)。

忽视时间就无法把握实践的逻辑，甚至是在破坏实践逻辑，这正是客观主义者们犯的错误。实践活动是在时间中被建构的，并因此而具有了意义和方向，同时也使得实践策略成为可能。布迪厄批评客观主义将互惠循环的“机械法则”理解为赠品交换的无意识原则，这无异于“把多元设定归约为单一设定，把分解的和不可逆转的序列归约为完全可逆的总体”(布迪厄，2003：154)，从而完全破坏了实践的逻辑。正是因为时间，因为对时间的掌握和控制，成就了礼物交换的魅力。礼物交换不仅仅只是物与物之间的流通，在任何社会里面，它都具有象征作用，也就是说，礼物交换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交换，具有隐秘的社会特质。在礼物的交换中，回赠应该是延期的和有差别的。在布迪厄看来，之所以要将这双重差别引入到分析的理论模型中来，“因为赠品交换的运作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个体和集体不识交换之客观‘机制’的真实，也就是即时回赠所无情揭示的真实，

也不识交换所必需的个体和集体作用：使馈赠和回赠得以分离的时间间隔有助于我们把交换关系感知为不可逆关系，而交换关系始终有可能呈现为可逆的，也就是说既是负有义务的又是功利性的”(布迪厄，2003：166)。时间和礼物的差别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作为交换的运作条件、受到集体支持和认可的自我欺骗成为可能。“赠品交换是一种社会游戏，这种社会游戏若要得以进行，游戏者就必须拒绝了解，尤其是拒绝承认游戏的客观真实，也就是客观主义模型所揭示的真实，而且他们还必须倾向于付出自己的努力、关切、细心、时间，以促成集体的不了解”(布迪厄，2003：167)。也就是说，礼物交换具有功利性，而只有对此不识，方能使礼物交换持续下去。“馈赠和回赠之间的间隔，作为否认工具，能使完全矛盾的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共存于个体经验以及共同判断之中”(布迪厄，2003：169)。而这正是客观主义所无法克服的悖论，它能揭示客观真实，但客观真实在实践中是被否认的，因此，在需要考虑集体信念的场合，它只能确立一些不是为人不知而是被抑制的事实，从而显得非常机械。而集体的努力之不识，就是一种集体信念。“这种抑制被铭刻于实践的结构本身，并因此而成为实践之全部真实性的组成部分”(布迪厄，2003：170)。

进一步而言，此类行为类似于游戏，“性情倾向最好的例子无疑就是游戏感：做游戏的人深入地吸收了某种游戏规则性后，做必须做这件事情时所应该做的事，而不需要把必须做的事情明确提出来作为目的”(布尔迪厄，2007：161)。这一游戏感亦就是布迪厄所强调的“实践感”或者“荣誉感”。在研究卡比利亚地区农民时，他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的社会团结与联系建立在情感与荣誉上而非在编成法典的规则上。社会规范内化于每个人，而不是彼岸的理想或者强制性的条文(斯沃茨，2006：114)。社会纷争并非通过法庭得以解决，而是通过“荣誉感或正义感加以解决，这种荣誉感或正义感依据每个具体的案例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和形式化的司法作出判决与惩罚”(Bourdieu，1965：22)。

布迪厄从“荣誉感”或“正义感”出发，对实践的游戏性质以及内在于时间的特性大加阐发，并最终引申出“习性”概念(habitus)。换言之，习性概念与支配关系紧密关联。布迪厄认为，在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没有得到客观机制保证的

社会组织当中，被个人或集体确认而不断强化的习性的恒定性对支配关系的维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质言之，这类社会组织秩序的基础就主要体现在对头脑和习性的支配秩序上，它极力使集体记忆现实化，使集体的历史、知识、经验在后来者身上得以再生产(布迪厄，2003：83)。换言之，布迪厄对礼物的分析侧重于礼物交换所体现出来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也即通过礼物的形式来维系统治与权力的行使。⑩礼物交换所形成的资本形式不是某种经济资本，因为礼物交换的逻辑否定经济利益；也不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是一种象征资本形式，也就是说，通过礼物交换的形式，某种信任关系或者说认同关系得以产生。也可以说，这就是礼物交换的直接目的。布迪厄将这种关系称为象征资本。

进而言之，在布迪厄的理论脉络中，对习性与支配关系的阐释是基于对前资本主义的“象征资本”的分析，或者说，习性所发挥的象征性支配功效是在象征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于否认“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以在此情形之下，“经济资本”本身倘要发挥作用，就不可能经由直接的利益关系体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一种隐蔽的方式运作，这种隐蔽的方式也就是指在这种“经济资本”得到承认、信任、认同的时候的运作。那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得到承认的情形之下，就被称为象征资本形式。象征资本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我们通过感知范畴(categories of perception)把握这几种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象征资本的形式”(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19)。布迪厄接着说，“象征资本就是这一被否认的资本，它被承认是合法的(善行引起的感激可以是该承认的依据之一)，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象征资本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可能与宗教资本一起组成惟一可能的积累形式”(布迪厄，2003：186)。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有些实践活动，比如因经济危机、政治冲突或农活紧迫所造成的非常需求是家庭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此时则需要依靠集体提供的无偿援助才能满足。布迪厄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劳动交换是变相出卖劳动力，或者是在暗中强征劳役，但是这种占有在实践活动中是不识的。这里所进行的是从礼物交换到社会再生产或者权力运作的逻辑分析，充分体现了布迪厄与莫斯学派之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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