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化外交与社会

的《四库全书总目》，亦不得不对其大加称赞，称之：“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此后凡谈到该书者，无不称之为“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总结加上创新亦使三书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向世人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明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实际地位。为了从各自的角度写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能够立得住、站得稳的科学技术专著，三书的作者自必花大力气、从自己的特殊角度出发、深入盘点明代及以前的相关文化。而明代及此前的中国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自然不得不在三位作者的面前“原形毕露”，价值尽显，并被写入其著作之中。如《天工开物》记载了提炼倭铅（即锌）的方法，而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天工开物》记载了制糖工艺中用石灰澄清处理蔗汁的方法，它至今仍为世界公认的最经济之法。《天工开物》中有关于南方挖煤时以中空竹筒插入井下将瓦斯引出地面的记载，而欧洲直到18世纪尚未妥善解决瓦斯通风问题。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虽有天文、火器方面的些微落后，但整体上仍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如果读者联想起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对明代中国的富饶和实行科举制度、政府具有很强治国能力等的称赞，如下结论即会自然产生：明代中国从中国本身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盛世，而从同时的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讲则是占有先进地

位。 （作者：南炳文，系廊坊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晚明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的勃兴 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从商业出版的视角探讨通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不仅可以揭示晚明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晚明社会转型问题的认识。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其中坊刻是书坊主自行投资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就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一般只有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使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在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商业出版开始兴起，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读物，但这一时期，官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书坊刻书，也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在整个图书市场中，通俗读物的比重还非常低。 晚明时期，尤其是隆

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从出版的主体看，在整个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其中仅南京一地就有150余家书坊；三是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出现了三色、四色甚至是五色套印技术）、饾版和拱花技术发明出来并被推广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宋体字开始成为主要的印刷字体；四是出书品种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五是作者和编辑队伍发生了变化，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职业或半职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开始形成；六是大部分书坊都有着很强的市场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于选题、组稿、编校及印制、广告和促销等整个出版流程。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之关系 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反过来

又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原来主要依靠说书人传播的白话小说，向来被归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但在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市民阶层争相阅读的作品，甚至摆上了士大夫的床前案头。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这一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是各大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三国演义》有28种刻本，《水浒传》有14种刻本，《西游记》有9种刻本。余象斗双峰堂万历二十年刊刻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三国辨》指出：“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

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从史前时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一直到明朝，每个朝代都有对应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版，而且有的还有好几种版本。《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兴起了一个高潮，根据现存的明版神魔小说和各种书目文献看，明后期创作和刊刻的神魔小说至少有20余部。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金瓶梅》开始是以抄本在部分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后因书坊的刊刻而广为传播；“三言”“二拍”则分别是冯梦龙、凌濛初应书坊主的约请而编纂。此后，崇祯年间拟话本小说的编纂和刊刻达到高潮，仅流传到现在的就达二十余种。 晚明时期，白话小说也受到一批士大夫的喜爱，胡应麟就曾说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

明代的文化、外交与社会

主持人语 ■本期主持：南炳文（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本期主题：明代的文化、外交与社会 明朝近三百年中虽发生过若干战事，但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百姓基本能够安居乐业，当政者亦能用较多精力研究治国方略，面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提出相应的对策，保证政令之基本畅通。于是，明朝的生产力和各项文化事业在总结、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并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潮。这些新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现实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由此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若干因素。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出现，原来在海洋限隔下各国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互相间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密切。由于明朝总体上毫无疑义地处于富强先进的地位，故而在应对这一新的世界形势时，显示出漫不经心的从容，坚持既往的朝贡政策仍是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对于国外传来的新知识、新技术，凡对己有用者，如天文知识、火器技术，明朝皆能重视吸纳，但却因未能认识到这些新知识、新技术与以往的本质区别而错失发展良机。总体而言，明朝是一个全面总结、继承前代成就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孕育着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因素的时代。总结与创新的明

代文化——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为例 宋应星在崇祯十年（1637年）为其《天工开物》所写的初版序中称：“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此语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明朝作为一代盛世呈现出的国家统一、百姓安居的景象。正是这种基本和平安定的生活，再加上中华民族前此数千年留下的丰富的文明创造和积累，从而使明代有条件成为中国传统时代后期方方面面集大成的总结时期，并进而作出新贡献，其文化事业作为最富于记忆性和最善于拥抱新环境的一个方面，表现则尤其突出。兹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三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为例，加以说明。 《本草纲目》是一部古代医药学的经典著作，凡52卷，190万字，共分16部62类，收药物1892种，载药方11096个，出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天工开物》是一部涉及农业、手工业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共分上、中、下3部，18卷，写成于崇祯九年（1636年），次年正式出版。上部包括“乃粒”等6卷，中部包括“陶埏”等7卷，下部包括“五金”等5卷。《农政全书》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农学巨著。其编写主要在天启五年（1625年）至崇祯元年（1628年）。全书60卷，12目，包括“农本”等，每目之下又分若干子目。此书到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仍未出版。最后由陈子龙对遗稿加以整理，于崇祯十二年刊行。陈

子龙大约删去遗稿的30%，增入约20%。 三书之著成，无不充分地吸收和总结了前人有关著述的成果。《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对当时传世的药物学资料做了相当全面的吸纳。他不仅阅读各种本草著作，而且搜阅了其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世贞赞扬他：“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本草纲目》中所收1892种药物内，总结旧有本草著作而来的有1518种。《天工开物》中所记内容，多是作者在南北各地实际调查所得，但也参考了不少前人的著作，以吸收其思想养料和知识。《农政全书》或原书照录，或随机分散引用，据统计共引用文献225种，其中有相当数量为引自明以前的历代重要农书，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元世祖时官修《农桑辑要》、元代王祯著《农书》等皆被大量引用。其对所引用文献，皆作审慎处理，或精心剪裁，或增写夹注、旁注和评语，或加圈点提示，又加之位置安排得当，全书文字形成有机整体，毫无拼凑之感。 三书在内容上有大量的创新。《本草纲目》中所记药物，有374种是前人未曾记述过的新增品种，使该书所收药物种数相当齐全，超过了此前既有的任何一种本草，作者自我评论：“虽非集成，亦粗大备。”此语毫不夸张。对前人已有记载的错误或不足，亦多有纠正或补充。如古书对多服桃花只讲其益，《本草纲目》则除述其功效外，更指出“若久服，即耗人阴血，损元气”；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服三树桃花尽则面

色红润、悦泽如桃花”之旧说，荒谬不可信（《本草纲目》卷29）。《天工开物》中的记载多有或最早，或最详等种种优点，如第十卷《锤锻》中关于“锤锻”技术细节的描述，多是首次见于记载，极其重要；第十三卷《杀青》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叙述造纸技术的部分，在文献中亦属最早的记录；第十四卷《五金》中关于各种金属的开采冶炼技术的专门论述，在记载中国传统采矿冶金技术的文献中，是最重要而详细者；第十七卷《曲蘖》中之“丹曲”条，是关于红曲制造之最早的详细记载（参见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上篇第三部分，巴蜀书社版）。《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文字6万多，但皆以亲自试验、广泛调查得来，是对本人及他人经验的精心提炼，创新性极强。对前人旧说中不妥部分，该书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纠正。如《唐本草注》中错误地认为，“菘菜（即白菜）不生北土”，移之北土，即成芜菁，芜菁南移，亦发生变化而成菘。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二八中，以自家之事实，对此说进行了批驳，并解释了其致误的原因（芜菁与菘本相似，仅根有大小之异；南北施肥习惯有异，导致其根大小不同，从而导致误认发生互变）。《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中之所以多有新创造，其重要原因与《农政全书》相同，亦在于作者不畏艰辛，广作调查，多方试验。 三书中的《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特别是《农政全书》，对明代由国外传来的新技术、新作物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明

代中后期，由于中外交往的扩展，国外的一些新技术、新作物随之接二连三地传了进来。徐光启是其时积极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的先进人物之一，由此而使《农政全书》成为三书中吸收外来相关技术和作物最积极的一种。其卷二七《树艺》中记有新从海外传来的甘薯及其种植方法，卷十九及卷二十还收有《泰西水法》。此乃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所口述而徐光启记录下来的。《天工开物》卷十六《佳兵》之《火器》部分记有西洋炮、红夷炮、佛郎机等西洋武器，惟语焉不详，此或因他无缘与其制造者接触所致。这些反映明代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新内容，显示了作者对新形势之敏感，以及学术眼界之开阔、著述之认真。 总结加上创新使三书在学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本草纲目》万历年间出版后，不断翻刻、印刷，至上个世纪80年代，已刊行至80版，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的案头必备之书。除了在国内受到重视，在朝鲜、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也广受欢迎，被翻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中，曾引用过该书的资料。《天工开物》问世不久，即被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方以智名著《物理小识》所引用。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时也都对它加以引用。它还与《本草纲目》一样，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闻名的科技名著，受到李约瑟等科技史家的高度赞扬。《农政全书》早在清初即已名声大振，连不轻易对书籍给予赞扬

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类书，就是指博采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以便于查询和检索的一种工具书，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而日用类书则是指为大众的日常生活和交际提供指南和参考的工具书。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不仅如此，为了以最直观最简洁的方式将其所刻类书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实用性展示给受众，很多书坊主在书名上大做文章，“万用正宗”“万宝全书”“万象全编”“万事不求人”“四民便用”“万民便览”“翰墨大全”等字眼都是日用类书经常采用的书名。一些书坊主还通过扉页的题识或序言来强调内容的全面性和实用性。晚明通俗文化兴起的意义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

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再如万历年间建阳明德堂刻的《详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无辜不究”，编者对“辜”作了注音：“辜音孤。”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再如日用类书《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牍双鱼》中，很多部分注释的内容要比正文多，稍微有一点难度的词语或句子都要加注释。晚明时期的通俗读物在叙述手法上也比较考虑市民阶层的接受特点，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就经常大量采用歌诀的形式来传播日用知识，如余象斗刊刻的《三台万用正宗》卷四“人纪门”关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常识就基本上采用七言歌诀连缀而成。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这无论是在传播史还是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通俗文化的兴起也是晚明思想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意味着文学走向大众，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这也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张献忠，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CZS028〕的阶段性成果）明代外交：一视同仁 咸乐其所 明朝与周边及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谱写过对外交流的辉煌篇章，

也经历过曲折和低谷。其外交继承了传统朝贡外交模式，又注入新的内容。在新航路开辟后，明朝朝贡外交受到挑战，在逐步成为世界经贸交往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失去了主动融入、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一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法古哲王之道，飞报四夷酋长，使知中国之有君”，开启了对外交往之路。朱元璋明确表示对各国要“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即对各国平等相待、彼此各得其所，以期达到“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目标。秉承这个理念，洪武时期友好交往成为中外关系的主导原则。 明朝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朱元璋强调“际天所覆，皆朕赤子”，各国对明朝应有尊崇的态度，具体表现包括朝贡和“通音问”等。事实上，明朝更看重的是朝贡的象征意义，而不是朝贡的物品，认为关键在于心诚。 在确立朝贡体制的过程中，朱元璋表现出天下共主的责任意识，对各国事务比较关注，但始终强调各国自行处理内部问题，即“听彼自为声教”。明初外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了“不征之国”的国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谕群臣，海外各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因此，“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他的这个思想在《皇明祖训》中得到进一步明确，除“西北胡戎”外，其他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15个国家被列为不征之国。朱元璋认为，“限山隔海”的各国“若其

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因此后世子孙不可自恃强大，贪一时战功。确定不征之国，表达了洪武时期的外交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前提下，与周边及各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二 朱元璋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奠定了明朝外交的基础，其政策也得到后世的继承。明成祖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这与朱元璋的外交理念是一致的。 永乐时期的朝贡外交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明王朝通过持续的远航，密切了与各国的关系，招徕了大批朝贡国家，各国朝贡之使充溢京城馆舍，其中仅国王亲至明朝的就有11位，而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一次来朝的就有16个国家、1200人。从而谱写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壮丽篇章，成为明代外交最为辉煌的时期。 频繁的朝贡外交促进了中外贸易往来。如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在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诏和赏赐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与当地民众进行贸易。在阿丹，“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交易”；在祖法儿，其国人皆将乳香等“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而各国来朝贡的目的之一也是与明朝进行贸易。 永乐时期，明朝在周边各国友好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首先，支持各国通好。永乐二年（1404年）有暹罗去琉球通好的船只飘到福建海岸，当地官员没收了货物。朱棣闻之说：“不

幸遇风，正宜可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其次，调节各国间的纠纷，保护弱者。永乐元年占城使者入贺朱棣即位，并控诉被安南入侵掳掠之事。朱棣遣使前往安南，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等，并告诫安南王要息兵修好。暹罗在地区事务中恃强凌弱，引起各国不满，并报告明朝。朱棣即敕谕暹罗国王说：“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印诰？”让其送还使者，归还抢夺的印诰。此外，明朝还对阻隔海上通道的海盗进行打击，如郑和剿灭海寇陈祖义等，保持海道畅通，保护商旅往来。永乐时期的外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远方万国，无不臣服”，但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如过于强调“厚往薄来”政策，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三 宣德以后，明朝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招徕朝贡者的航海活动只在宣德后期进行过一次，而对陆路朝贡使团的管理也持续加强。成化时期，明宪宗与一些官员试图恢复航海活动，但遭到朝臣的抵制而作罢。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葡萄牙船队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弘治十一年（1498年）左右，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的新航路。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此丢失。新航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使明朝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乘船到达广

东，这是明朝与西方使者的第一次接触。广东官员奏闻朝廷，得旨令其回国。后几经曲折，使臣始终没有获得觐见皇帝的机会，最终在嘉靖时病逝于中国。 两国首次交往的失败，固然有葡萄牙使团在明朝境内的一些恶劣行径造成不良影响的原因，而根本上则在于明朝视葡萄牙为朝贡体系的破坏者而予以回绝，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其维护原有朝贡体系的一次努力。为此，明朝还出台政策，“不賫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这就阻断了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与明朝正式交往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海上走私贸易的发达，以及海上贸易集团对沿海地区的骚扰。 此后，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明确了葡萄牙商人居住澳门的政策，隆庆初年明朝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出海贸易。但直到明末，明朝中央政府始终没有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关系，而原来朝贡体系中的国家或被殖民者占领，或受到重重阻挠，能够继续保持往来的渐渐只剩下朝鲜等少数周边国家。四 明代的朝贡外交经历过辉煌，也遇到了挑战，其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固守始终不变的理念，最终失去了主动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这段历史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朝贡外交是当时相关国家共同认可的模式，明朝统治者一视同仁、各得其所的外交思想，既视天下为一体，彼此存在广泛的关联，又强调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体现了广阔的视野和胸襟，有利于人类的团结与世界的和平。这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明朝外交

的成功，积极主动、勇于开拓是重要原因。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在众国林立、国情各异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有条件的国家应该有所担当，共谋发展。同时也必须坚持国际交往中的双赢原则。只顾本国利益，将失去国际伙伴；一味“厚往薄来”，难免影响自身发展，永乐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即为明证。 明中期以后朝贡外交遇到的困境，显示出统治者对变化了的世界反应迟钝，以及对外部世界变化过于消极的接受态度。尽管在新的国际大势没有充分显现之时，要求明朝人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给予准确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与外界保持经常性接触，而不是抱残守缺，才能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并积极调整和应对，最终形成新的应对方式和外交模式。 （作者：张兆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雅洁，系廊坊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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