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特点、意义。了解国民革命的过程及意义。使学生懂得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什么是历史必然。 教学重点：
1、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性 2、 五四运动的意义
3、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特点和意义 计划学时：4学时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视频录像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称帝败亡之后，连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了，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阀割据局面之所以形成，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另—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多次的战乱。
军队是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各派军阀竞相扩充军队。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利权为代价大量举借外债，并采取强售公债、强迫借款、滥发纸币，尤其是增加赋税等办法，对各阶层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
二、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已经触及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根基。然而，当时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来不及对封建文化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封建势力掀起了尊孔读经的逆流，爱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则是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
陈独秀(1879—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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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吴虞、沈尹默、高一涵、易白沙等均参加编辑或撰稿工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的各种刊物大量涌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
（二）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宣传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和提倡“文学革命”三个方面。
1．宣传民主与科学。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青年应自主、进步、进取、面向世界、有用实利、追求科学等六大主张。接着，他把这六大主张概括为“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思想武器。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旨在培养国民的民主精神。陈独秀指出：“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因此，“如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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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不能寄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旨在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摒弃“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陈独秀认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大声疾呼，我国要生存于世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2．批判孔教。
辛亥革命以后，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6年秋，康有为上书北京政府，建议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国会复会后即展开讨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理论基础孔教就成了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批判武器，高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1916年初，陈独秀撰文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所提倡的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李大钊也发表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认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在反孔斗争中，言论最为激烈的是吴虞。他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使中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
鲁迅（1881—1936）则是一位勇猛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他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他的《狂人日记》发表，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号召“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反孔斗争还涉及到了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及个性解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孔斗争的展开，打破了封建势力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3．提倡“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主要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之后，陈独秀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号召“推倒雕琢的、阿庾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提出要在文学形式上、内容上都进行一次革命。《新青年》自4卷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都是革命内容与白话文形式相结合的优秀代表作。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并以他在学界和政界的声望，不断排除军阀对北京大学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干扰，对新文化运动起了保护和支持的作用。
（三）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们更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内容来看，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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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这场运动基本上局限于高等院校和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未能同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新文化新思想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在思想方法上还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完全否定，对西方文化非常崇拜。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领导人物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一切皆坏，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钱玄同为了反孔而主张“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态度，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则是脱离实际，不能解决批判继承和吸收的问题，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使封建主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遭到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西方国家，效法的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那时，也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张。
1899年4月出刊的《万国公报》（基督教广学会办），登载李提摩太节译《大同学》一文，即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译为“马克德”。
1902年以后，梁启超、马君武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介绍过马克思及其主张。 而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学说介绍较详细的是朱执信。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如《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评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孙中山在1912年也曾称赞马克思学说，认为“麦氏（按即马克思）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但是，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接着，在报刊上不断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由于消息大多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因此，中国报纸报道的情况是比较混乱的。很快俄国革命局势得到胜利发展，中国舆论逐渐明朗起来。
1918年2月，《申报》登载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并关注十月革命的胜利发展。
十月革命对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影响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于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希望中国人民迎接新的革命潮流。11月，北京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庆祝欧战胜利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同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这篇演说词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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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详尽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写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三者是不可分的，而阶级斗争学说恰是把三大原理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李大钊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前的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晨报副刊》“名人小史”栏中，也曾刊登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生涯》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
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提出，我们要由此跨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如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很有影响，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往往混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思潮，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很清楚。瞿秋白的话反映出实际情况：“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才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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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背景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毛泽东也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二）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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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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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特点及其意义 1、历史特点：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2、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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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且表现了伟大的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领导作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这场运动，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认识到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其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积极作用。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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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二）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三）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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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及其活动 （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原先的革命党人有的消极退隐，有的甚至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谈问题与主义》—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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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出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小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工作的人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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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宣告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召开，而党的诞生纪念日是７月１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７月１日成了党的诞生纪念日呢？
把７月１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７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７月１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１９４１年６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
一大代表简介：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１９１４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１９１８年４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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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１９２０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１９２８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１９３０年７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５９岁。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０３年考取秀才。１９０５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１９１０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１９１１年参加了辛亥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４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６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１６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１９１８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１９２０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８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１９４５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１９７５年１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
陈潭秋（1896～1943）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湖北黄冈人。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学校英语班。五四运动期间，曾参加领导武汉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参与创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与恽代英、董必武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武汉任区委书记，并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7月北伐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30年9月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被捕。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3年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并留驻共产国际。1939年回国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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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942年9月被捕入狱，次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
李达（1890-1966）湖南永州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１９２１年２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１年８月至１９２５年５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１９２１年９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１９２２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１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１９３７年５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１９６６年８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１９０２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１９１８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上海小组代表。１９２２年回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后因意见分歧，脱离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春赴上海任教。后回武汉，加入中国国民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刘仁静（1902～1987）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１９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大成立，刘仁静和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并在1920年10月底，联合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大学生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在一次解决与无政府主义者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这一次会议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后来，刘仁静信奉\托派\，并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然而，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由于颅骨破裂，当场遇难，终年８５岁。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是这样去世的。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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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王尽美（1898～1925年）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的创始人。山东莒县（今属诸城）人。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发起组织励新学会，主编《励新》半月刊。1920年9月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组织共产党小组。1921年7月，和邓恩铭一起代表山东共产党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1922年1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回国，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主任，创办《山东劳动周刊》。8月被派往山海关从事工人运动，是京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3年2月回山东负责党的工作，主办《晨钟报》、《现代青年》、《十日》等报刊。遵照党的指示，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致力于山东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11月，中共山东省地方委员会成立，当选为书记。1925年初，赴青岛领导工人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中共党同东早期组织的领导之一。1921年参加中共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去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青岛市委书记。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后，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秋，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牺牲于济南。进年三十岁。
陈公博 (1890-1946)广东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长， 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处死。
周佛海（1897-1948）源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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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
包惠僧（1894-1979）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同年10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2年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1926年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脱离共产党组织，1949年从澳门回到北京。10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2、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
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而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弱点：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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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一）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给予了—个基本的解决。
（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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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起来。1924年上半年，65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到40％。次年1月，已占到50％以上。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一）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
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联盟的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来的。同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开始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马林说服了与会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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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二）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1、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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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2、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总兵力达70万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30万人；由直系分立出来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约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约有兵力30万人。他们与南方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彼此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三）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1、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2、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周恩来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3、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有280万会员，产业工人基本上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农会则拥有972万会员，由于—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入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已经达数千万之众。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4、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此外，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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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建立了—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 （四）大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1、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2、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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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即决定参加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3、大革命的意义和教训 ⑴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⑵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则就会犯右的错误；
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
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
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
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但中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获得了极为宝贵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很快从逆境中奋起，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4.概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形成过程及意义。 5.试析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12月)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919年9月)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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