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谈话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谈话，是《邓小平文选》三卷集的压轴之作，发表时正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特殊，就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而言，当时对它的认识并不十分一致，加上谈话思想、观点的深刻性也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到充分说明，这些都影响着在发表当时对谈话历史意义的认识和把握。而今，4年已经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更趋统一，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有说明力的证明，对这篇谈话的历史意义进行再认识和深入总结，将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 一、八大路线中断的历史教训

认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历史意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应以什么为座标、为参照进行认识和评价？笔者认为，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认识他南巡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依据。而是否有利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则是其核心内容。要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党的八大路线被中断谈起。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它在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八大政治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变化，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二是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两个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另外两个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八大《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相联系，“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这些认识和提法，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遗憾的是，八大路线并没有坚持下去。不然的话，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是另一番景象。八大后仅仅过了一年，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改变了这个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一年后，1958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从此之后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整整20年内，这个论断一直在影响着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成为多次政治运动发动的思想认识根源。

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被修改，制定的政治路线被扭曲和中断，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有认识原因，也有历史传统原因。在国际上，发生于1956年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尤其是后者，对毛泽东和我们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

动，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在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公然要求“共产党下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等，也加重了这种危机感。在认识上，从革命到建设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到来之际，党对此还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不深刻，形成的正确认识由于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在全党达成共识并深入人心，因此极易被一些突发性的重大政治事件所冲谈和淹没。在传统上，共产党的革命史，基本上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党从中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也培育起了对阶级斗争动向的高度政治敏感，广大群众也具有参与阶级斗争的心理习惯和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若引导不当，可以把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推向极端，对党的“左”倾错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对八大路线被中断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根本原因，却在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失误和偏差。

八大路线被中断的后果是严重的。最主要的是使我国丧失了一次发展的大好机遇，使我国本应与发达国家不断缩小的差距在这期间反而进一步扩大。这20余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不可多得的相

对稳定时期。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一词的出现，就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不愿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又不能不接受它存在、既不愿放弃消灭社会主义的企图又无法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而不得不把斗争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奈心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方要更为有利一些。因为除已有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宣布自己在搞社会主义或在追求社会主义。西欧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欧洲共产主义”也相当活跃。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经常被工人的罢工、游行、示威搞得手忙脚乱。另外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也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声名狼籍，忙于医治自己国内的战争创伤，无暇他顾。这对久经战乱、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时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却由于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失误，把它变成了搞政治运动的大好时机，直至搞到社会动乱，

生产停滞，民主、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严重动摇。尤其是十年动乱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给许多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导致科技队伍出现年龄断层，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科技事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由此而迟滞了的中国科技发展步伐及由此给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深层负面影响，恐怕是几个十年都无法弥补的。至于因此对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地位产生的消极影响及造成的综合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在当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抓住一次重要机遇，就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崛起；丢掉一次重要机遇，就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衰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因此，当我们听到邓小平反复讲“我就担心丢掉机会”和“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时，才会感到它是那样的振聋发聩，意味深长。

二、相似的局势，不同的选择

1992年，和1958年前后的局势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但再次丢掉这个机遇也并非没有可能，邓小平南巡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发表的。

首先，国际上，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先后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存在。如果说八大前后社会主义尚能与资本主义保持势均力敌甚至略占上风的话，那么在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种局面已经不再存在或者说反而变得对资本主义较为有利。此时在资本主义一方，既拥有对社会主义的军事战略优势，也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贸易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先进技术，科技力量十分雄厚。因为拥有这些优势，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在推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方面取得的“胜利”，很快又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目标转向中国，叫嚣要攻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最强大的堡垒，在21世纪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这个时期若和八大之后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相比，可以说情况更复杂，矛盾更尖锐，斗争更激烈，挑战更直接，考验更严峻。

其次，在国内，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国家也刚刚经历了一次动乱的考验。而且这次动乱明显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插手和干预。党虽然战胜了这次考验，但导致动乱发生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势头

未能完全遏止，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公平与效率、城与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各种矛盾关系需进一步协调。此时国内形势之复杂，亦非八大前后所能比。

面对上述种种困难和问题，人们认识的角度千差万别，表现出的社会心态也五花八门。从一个时期国内带有倾向性的社会思潮看，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左”的观点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说消极腐败现象是改革的产物，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或教条式的理解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认识上，停留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拿大帽子吓唬人。持这些观点的人大多是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但不赞成或反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甚至危言耸听，认为改革已经危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二，以右的观点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堂课”。或认为中国选错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模式，应该走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在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结构上，放弃

共产党一党执政，实行议会式的多党民主；在所有制问题上，推行私有化。这些人是积极主张“改革”的，但按他们的改革设想进行改革，其结果将不是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否定和葬送社会主义。 第三，以群众运动的观点看待反腐败斗争。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消极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其滋长蔓延不胜忧虑，认为在各项工作中，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惩治腐败现象，但同时又对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现象感到信心不足。认为腐败现象之所以久刹不止，久禁不绝，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认为中国要根治腐败，除了群众运动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左”的倾向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具体表现。由于在我国有多次搞群众运动的历史传统，这种观点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引导不当，极易成为社会动乱的诱因。

这些观点或倾向，似乎都很关心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命运，但如用它们来指导或左右实践，其结果或是干扰、影响甚至窒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或是冲击、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严重的会直接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断送社会主义的前程。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坚持，存在的政

治、经济体制弊端必须进行改革，腐败现象更要惩治。但这一切，都必须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也只有在主要矛盾解决的前提下方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对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八大之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正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就体现了对这个矛盾的科学认识和逐步解决。应该承认，在前述几种社会倾向中，较少有人公开否认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时更应该看到，主要矛盾的规定是和党的主要任务联在一起的，主要矛盾规定着主要任务，主要任务也反映着主要矛盾；如果主要任务不是反映着主要矛盾的解决，那么主要矛盾的认定也就成了一句毫无实际意义的抽象论断。从这种意义上说，1989年之后流行于中国社会的上述几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对主要矛盾的否定，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其中任何一种思潮占据主导地位，都有可能导致八大路线中断的历史悲剧在90年代重演。如果说中国又一次面临着社会发展的重大选择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就正好发表于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三、南巡谈话的历史意义

首先，作为《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压轴之作的南巡谈话，是一篇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它用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科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比如关于革命是解决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关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关于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领导方法；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要出在共产党内部的告诫等等。邓小平这些观点或论断，有的是发展或加深了他以前的有关论述，有的则是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或论断的提出，是党理论思维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澄清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确认识，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南巡谈话告诫全党既要抓住党的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同时也要兼顾非主要矛盾，但特别强调了主要矛盾解决的根本和战略意义，是一篇包含有深

刻辩证法思想的科学文献。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党面临的矛盾很多，其复杂程性和尖锐程度亦非八大前后所能比。因其复杂，在各种矛盾谁重谁轻、谁主谁次、解决次序谁先谁后问题上的认识难免不一致。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不忽视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是我党的一贯领导方法。但由于主要矛盾带有根本性、相对稳定性，其解决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出现把由于形势发展而相对突出的非主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从而冲淡主要矛盾解决的倾向。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能不能认清主要矛盾固然十分重要，而认清了能不能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则更为重要。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情况下，其他非主要矛盾的首先解决会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特别是非主要矛盾发展到异常尖锐程度不解决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不但应该积极解决，而且应该首先解决。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非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应服从于主要矛盾的解决，也依赖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比如一个时期，有人认为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首要危险，应把反和平演变当作党的中心任务。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却不可以和平演变资

本主义？这里问题的关键，主要的还不在于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先进，更在于社会主义大多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占据着相对优势，只要这个局面不改变，社会主义就始终存在被资本主义演变的可能，正象列宁1919年6月在《伟大的创举》中所说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虽然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共产党人反和平演变却无法仅仅依靠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取得根本胜利。所以，就党所要解决的种种矛盾而言，无论是反对和平演变，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协调国内各种矛盾关系，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要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前提。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这些话，是期望，是嘱托，是忠告，也是启迪。只要能够了解八大路线中断的后果与教训，我们就能够理解邓小平这些话的深刻含意。在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

系上，南巡谈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在正确把握“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既坚持了“两点论”，又避免了“二元论”；既坚持了重点论，又反对了“一点论”。

第三，南巡谈话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篇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教训并以此警示后人的历史文献，既有对全党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谆谆告诫，也表示了对基本路线被中断的担忧，并提醒全党对可能影响基本路线贯彻执行的因素保持应有的警惕，为中国坚持正确道路，排除干扰，胜利跨入21世纪指明了方向。针对他所担心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要出在共产党内部”。对影响、干扰基本路线贯彻执行的各种消极因素，邓小平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但反腐败要靠法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提醒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的预言，作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谈话提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并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条基本路线“是否能够坚持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邓小平以80多岁高龄的赋闲之身，还要说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有前车为鉴，说到底，无非是表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中国曾经失去过一次发展的机会，但决不能再失去这样一次机会！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已承受不起再丧失这样一次机会了！

南巡谈话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它包含着对中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曲折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代表着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局面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是一位饱阅了多半个世纪斗争沧桑的革命老人倾诉给后来者的肺腑之言，表现出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命运的高度责任感。谈话发表已经4年，我们要全面认识其历史意义也可能为时尚早，但正因为它发表之后已经历了4年的实践检验，因此对于它的历史意义，至少在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紧紧抓住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两个“基本点”，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干扰，避免可能重走八大路线被中断的弯路，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即是它最突出的历史功绩之一。面向新的世纪，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国内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深刻认识这些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当下个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时，对这篇谈话的历史意义，我们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两个“基本点”，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干扰，避免可能重走八大路线被中断的弯路，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即是它最突出的历史功绩之一。面向新的世纪，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国内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深刻认识这些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当下个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时，对这篇谈话的历史意义，我们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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