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

映在第二天发出的《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中。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指示说：“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保存之目的”。

在国民党内部，对这次谈判是有很大急诊的。现在虽未见到台湾方面公布有关档案，但根据中共方面当时了解的情况，谈判期间CC派就指责政学系是“联共坍党”。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会谈纪要》，多数人表示反对，后来邵力子说是总裁倡导的，才得以通过。这些情况如果属实，国民党内对重庆谈判持肯定态度的只占少数，而对国共和谈不满的情绪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

在台湾方面公布的史料中，恐怕没有什么比蒋介石本人写的十几篇日记更能说明问题了。这些日记清楚地显示，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是与日惧增。谈判开始时，他指责“共毛”“要求无厌”，“不可理喻”。谈判中途，他便说“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当国民党被迫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时，蒋介石更是恼羞成怒地在日记中大骂“共党反盗为主”，“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要将国民政府一

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不甘其心”。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十几项所谓“中共之罪恶”，称中共为“变相之汉奸”、“第一罪魁祸首”，并咬牙切齿地发誓说：如不予以惩治，“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这表明“双十协定”还未签署，蒋介石就开始考虑“秋后算账”了。

（二）国共双方得失比较

如果把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得失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不同评价几乎是必然的。尽管国共双方在谈判中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重庆谈判对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而对蒋介石却几乎是个彻底的失败。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它最重视的三个问题中，和平仍是一个未知数，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毛泽东仍有理由对谈判的结果感到满意。原因在于通过毛泽东亲赴重庆，中共把“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收获很大，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虽没有解决，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而这两个问题原先就估计到是很难一下子解决的，至于答应退出江南8个解放区，毛泽东说明是因为“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总的来看，通过重庆谈判，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了；

从下一轮斗争的角度来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共方面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谈判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蒋介石打算一次整个解决中共问题的设想完全落空了。在国际国内形势对国民党都相当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预先拟定的三个目标只达到了实孙意义最小的一个，即象征性的中共对国民政府法统的承认。在军队问题上，蒋介石拟定的整编中共军队数量的底价一再被中共突破。在解放区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意味着除军事手段之外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遏制中共解放区的发展，而从舆论和政治上看，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立即大规模使用武力对处在中央政府地位上的国民党是很不利的。蒋介石一心想削弱共产党，结果他未能朝这个方向挪动一步。

（三）重庆谈判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重庆谈判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谈判的参加者是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人们对它的预期是很高的；但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和平与内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因而是不确定的。就其有限的影响而言，如果说，在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妆，两人出于不同考虑，在不同程度上还抱着避免内战，缔造和平的意愿；那么，在这次会面之后，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在国共两党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

和平实际上已变得更为遥远。这是重庆谈判的一个没有写在纸上的结果。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军事冲突立刻变得激烈起来。这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双方都具备了发动较大规模战役的能力。事实上，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来说都算不上是为发动军事进攻争取时间或是打掩护，原因在于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是全力以赴地和不加掩饰地进行军事准备，较大的冲突没有更早一点爆发完全是由日本投降时的战场态势所决定的。上党战役不过是一系列类似战役的开端，此后又接连爆发了邯郸战役、缓远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等。大规模军事斗争的出现不仅是战场态势发生变化的结果，更主要的，它是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调整各自政策的结果。在国民党方面，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尝试在它认为形势相当有利的情况下仍遭到失败，这使国民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从此对政治解决不抱希望。尽管在短时期内蒋介石仍需要政治解决的外衣，但他的政策重新回到以军事解决为主的轨道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共方面，中共领导人认为，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使和平缺乏基础。尽管毛泽东认为和平是会到来的，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前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阶段，中共的对策是在和平到来之前尽可能扩大解放区的范围。简而言之，中共领导人信奉的是通过坚决的武力对抗来求和平的政策。他们想念，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达到平衡，斗争得越坚决、越有力，和平就可能到来得越早，和平实现后中共所处的地位也更为有利。

重庆谈判还生动地展示了国共美苏四方的复杂关系和各方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现在了解的情况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是各方政策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美苏两国的意志决定了战后中国局势的演变，中国事态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不过，这一点人们当时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个时代，国民党把中共视为苏联的傀儡，中共把国民党视为美国的代理人，双方都高估了外国势力对自己对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谈前夕，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表现出某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共同的原因在于两个人都认为，站在自己对手背后的那个大国会向自己的对手施加压力，使其作出足够的让步以便双方能够达成妥协。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当发现自己的对手的所作所为与被视为是它后台的那个大国先前所作的允诺并不相同时，蒋介石和毛泽东首先怀疑的是站在自己对手背后的那个大国在捣鬼。事实上，由于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中共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在国民党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两党都尽可能地利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那个大国对华政策中有利于己的一部分，而对于不利的一部分尽量抵制。这使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在实际上变得相当有限。抗战结束时，正是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即将达到顶点的时候，一旦当中国人认识到大国能操纵中国命运只是一个神话，它们控制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必然迅速下降。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结束后中国的前途仍旧是不确定的。和平虽未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

章百家 2011年06月03日10:41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距今已的半个世纪。近十年来，国共双方先后公布了一批有关重庆谈判的档案，加上美国方面的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有关资料已比过去充实了许多。时间的流逝、各方档案的公布，为客观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解开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疑点，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往对重庆谈判的论述大多以这个短时期为背景。但是，正象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仅了解短期情况很难对国共两党在这场谈判中各自的动机目的和政策策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笔者打算回溯得更远一些，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一方面，便于说明与重庆谈判有关的各种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以双方政策的长期发展脉胳作为分析短期情况的基础。

（一）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的联系

重庆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或出现的。关于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这里简略地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了重要的伏笔。

其次，在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便利和安全保证问题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1944年下半年，美国开始直接插手国共谈判。9月，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1月上旬，

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核心内容的《五点协议草案》。赫尔利还主动提出，如果蒋介石表示愿意会见毛主席，他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不管会谈成败如何，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毛泽东回答，他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如果蒋能同意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五要点，他即可与蒋见面。虽然赫尔利的这次斡旋活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美方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提供安全保障一事却由此而来。

最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两次谈判面临的实质问题是相同的。概括地看，战时国共谈判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即：中共军队问题、敌后解放区政权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双方的基本分歧是：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地位，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加以整编；要求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要求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则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由，试图尽量缩减中共军队的数量，拒绝承认解放区政权，并表示只有在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政权的条件下才能给予中共合法地位。这三方面的分歧也正是战后重庆谈判试图解决的。

（二）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对战后问题的设想

抗战后期，国共双方设想的战后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

是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设想，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两党关系，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在中共方面。抗战期间，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中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虽然中共始终做着两种准备，但总的来看，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首次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宣言》还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抗战结束后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的雏型。尽管此后国共关系时有起伏，但到了抗战末期，随着自己力量的发展，中共力争战后和平民主的方针变得更明确了。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

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长期的路线方针，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

在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但从抗战后期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蒋介石力争的目标至少是要把中共削弱为没有独立武装、不掌握根据地政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置于首位。

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取得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虽然这次会议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这是他把军事解决置于优先地位的明显证据。

表示怀疑。赫尔利回国是为参加国务院关于远东政策的讨论，而重庆谈判的结果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垒，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国是否因此籍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在国内，如果重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执政的国民党必然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受到各方面舆论的抨击。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迫使蒋介石不敢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姿态。

事实上，22日赫尔利与国共双方的谈话结束之后，国民党方面已意识到要迫使中共做出更大让步是不可能了。23日，赫尔利在离华前致美国国务卿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在政治方面已就5个主要问题达成一致；在中共军队的数量问题上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求有权在某些省份任命省主席和市长。他最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人员，他们试图解决太多的枝节问题，如果双方能就总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那么根据这些原则，细节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封电报表明赫尔利迫切希望看到国共双方能达成某种协议，即使这个协议不能完全满足蒋介石的要求。这一点对中共显然更为有利。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向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罗伯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看来是国方草拟的公报稿声称，国共双方代表“在友好和协的气氛中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已就5个问题达成一致结果。这份备忘录

表明国民党当时并未打算停止谈判；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蒋介石原先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的谈判方针破产了，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方针，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他说，军队问题基本有了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与解放区问题。9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在谈判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电告延安。最紧张的一个阶段过去了。

（五）签署《会谈纪要》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最后会面

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是谈判的最后阶段，也是达成协议的阶段。其间，共举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双方又就《会谈纪要》专门讨论了一次。在谈判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两党代表讨论通过《会谈纪要》之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然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的搞个什么。”不过，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意见。《会谈纪要》原稿为“政府和国民党代表”，最后，把“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删掉了。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

要》。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常被称作“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党谈判的结果，内容共12条；其显著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鉴于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以往的研究已比较充分，本文不再赘述。

在重庆的最后三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又有几次会面，并于9日和10日长谈两次。这两次谈话的中心问题还是军队和解放区。据毛泽东讲，蒋介石在谈话中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果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为表示拉拢，蒋介石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只要我们二人（指蒋和毛）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说，对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和帮助，并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只为国防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最后，蒋介石带着悲观的神情说，这次没谈好。毛泽东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记的情况与毛泽东所说有很多不同。按蒋介石所记，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泽东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

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尽管此后国共谈判还继续了一段时间，周恩来一直留在重庆，王若

飞也很快从延安返回，但人们一般所说的重庆谈判至此就结束了。

四、重庆谈判的影响和后果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两党终于签署了《会谈纪要》；但国共双方究竟如何看待这次谈判及其成果，打算如何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决定此后国共关系演变和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也是重庆谈判的真实影响和后果所在。

（一）中共和国民党对重庆谈判的不同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返回延安的当晚，毛泽东和王若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毛泽东对谈判的结果表示比较满意，并指出在谈判的各项问题中“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但解放区问题未能解决。他说，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周恩来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内容共12条。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王若飞补充说，这次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阵地，实际推动了民主运动；我们没有被国民澡套住，国民

党有些东西被我们抓信了。几天后，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再次肯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的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

其次，毛泽东认为，经过重庆谈判和平的可能性增加了。通过一段直接的接触，毛泽东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王若飞也补充说，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刚从重庆返回时，毛泽东对前途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他说：“总而言之，表现一点，实行独裁的劲不大，象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不过，几天之后，面对国民党直接用于进攻解放区的80万军队，毛泽东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开始强调：写在纸上的“和平建国”和事实是矛盾的，“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最后，毛泽东认为，实现和平还需要经过严重斗争。这一点突出反

党方面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事实上，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11点意见，国主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其余10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谈判的第一阶段既是普遍交换意见的阶段，也是双方互相摸底的阶段。这种摸底不仅通过双方谈判的直接对话，也包括其他手段。情报工作无疑是最重要的。从国民党情报系统呈蒋介石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谈判刚开始时，国民党方面已经了解中共不愿发生内战，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国民党承认现状，采取民主办法解决国共矛盾问题；中共方面愿作出重要让步，并对谈判前途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同样，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也很快摸清了国民党的底牌，包括：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16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7／10以上等。尽管这些情报在细节上可能有所误差，但总起来看都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三）边谈边打

从9月4日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两党代表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至22日，共举行了八轮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双方所持立场又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复杂微妙。在第一轮谈判中，

国共双方首先把焦点问题即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提了出来，但未能进行深入讨论。此后，休会四天。8日复会，双方继续谈判。

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谈，国共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双方都加紧从战场上向对方施加压力。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了多年前围剿红军时编篡的《剿匪手册》。蒋介石甚至考虑了还都南京后再迁都北平的方案，以便依靠华中华南的基础，直接控制华北，切断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受命全力与共产党争夺华北。共产党也决心采取“打得蒋痛，才能逼他让步”的办法。9月8日，中共代表团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写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不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他们却不愿认识与承认我们抗日军队与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认识与承认两党都有武装长期对立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故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对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不感兴趣”。据此，中共中央军委通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

“边谈边打”是战后初期国共斗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重庆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的。在“边谈边打”的情况下，不确定的前景使双方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提案都明显地带上了两重目的――近期的和下个阶段的。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直接向对手施加压力，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的斗争，无论是和平的或是战争的，作出战略上的准备。同样，谈判桌上的提案目的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了寻求近期内政治、军事上的某种妥协；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的斗争谋求政治上和军事上有利的至少是有保障的地位。在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斗争中，任何一方的军事或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引起对方的疑虑，寻求短期内的妥协与谋求长期斗争中的优势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驱使双方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和平即使能够侥幸实现，它的前提也必然是双方的军事力量能够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全面内战不至一下爆发出来，而呈现出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国共双方在战场上的争夺趋于激烈，谈判桌上的温度也在上升。在前五轮谈判中，国方代表反来复去地强调，必须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要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始有保障”的观念。中共代表则据理驳斥，周恩来和王若飞一再向国方指出，中共已做出重大让步，国民党的前途已获保障；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观念是自大的，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军队、解放区及其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民主统一之

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9月15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国民党代表宣布，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双方在实质问题的谈判中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但经过讨论，双方在两项总原则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上意见已趋于一致。9月16日，周恩来向赫尔利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他草拟的第一份公报稿，共有6条内容。其中，第一项“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的内容和第三项“关于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问题”的原则部分已与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时所达成的会谈纪要第一、二两条大体一致。此外，这份文件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第一，关于“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问题，该草稿说：双方“一致同意在结束党治过程中，应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政党合法，以达到军令政令统一”。这段话接受了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提法，同时，又把“实现政治民主化”放在前面，巧妙地使之在程序上成为“军队国家化”和“达到军令政令统一”的前提。第二，这份公报稿表明中共方面的意图是，先就可以达成一致的原则问题发表一份公报，使谈判告一段落；然后，在下一阶段谈判和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再解决具体问题。对中共来说，这样做无疑比较有利；但对国民党则意味着蒋介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的失败，国方显然不会一下同意。

由于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午餐，并一起讨论军事问题。随后，赫尔利又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赫尔利明确地向周恩来表示，无论如何应尽快发一份公告，但不仅要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上所达成的谅解，还应对军队问题也作出明确决定。当周恩来指出，因国民党在军队等问题上固持己见，致使谈判没有希望时；赫尔利主动提出了将国共军队按照五比一的比例缩编的办法。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并请赫尔利晚走几天，争取在走前使谈判取得结果。

在此后的两轮谈判中，为打僵局，国共双方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让步。17日会谈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考虑，决定根据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七轮会谈上，周恩来通知国方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5，中共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即国民党现有263个师，中共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国民党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有20个师。同时，中共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中以北地区。

21日，双方举行第八轮会谈时，国方代表对周恩来前日所提让步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

个师。同时，国方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了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锡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中共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建议。

在这两轮谈判中，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所让步，事实上接近了双方各自拟定的底限，但仍不足以打破僵局。 （四）僵局是怎样打破的

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停顿了五天。对中共来说这是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当时看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另一方面，中共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在积极准备内战。例如，中共从胡宗南处所获蒋介石密示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还有一份情报说，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此二人在中共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军总攻。

谈判停顿期间，正是各方加紧进行幕后活动的时间。此后，僵局得以突破主要是由这几天出现的一些情况决定的。

首先，在国共谈判的时刻，赫尔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人们以前的了解不同。赫尔利原订于9月18日与魏德迈一起返回华盛顿述职。17日与国共双方会谈之后，他决定将行期推迟四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赫尔利说：“国共谈判显示出良好的发展，稍微推迟我的行程可能有助于形势。”由于在19日和21日的两轮谈判中并未出现他所期望的进展，于是赫尔利决定直接向双方施加压力，以便促成国共之间就实质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不至两手空空的返回华盛顿。

21日，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返回重庆。他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于22日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并向中共方面施加了很大压力。赫尔利向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蒋介石可同意中共军队的数目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省主席和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国民党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从赫尔利的这番话来看，一个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尔利说服蒋介石以再增加4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并答应蒋介石为此向中共施加压力。国共双方代表原已准备在军队数目达成协议之后发表会谈公报，这也是赫尔利本人的建议；但赫尔利这时却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公报；并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和无论发不发公报，

毛泽东随时可以回延安。他蛮横地要求周恩来、王若飞马上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当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中共方面的答复。情况一时显得很紧张。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与赫尔利会面。尽管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卑劣作法十分愤怒，但会谈时他坚持以大局为重，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另一方面又以委婉忍耐的态度尽量解释，不使谈判破裂。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他还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面对声色俱厉的赫尔利，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给中共增加4个师编制的建议，但在解放区问题上抛回去的却是一支软钉子。这位善于见风使舵的大使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表示，要是当初能够照他和毛在延安达成的“五点协定”（除联合政府名词不要外）达成协议，那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总算把一肚子的怒火发泄出来。他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其次，在重庆谈判中并未登场的苏联这个时期的动向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9月中旬，苏联远东司令部派出的一架飞机抵达延安。经过一天的谈判，苏军代表与中共中央达成一项默契，苏军允许中共部队在使用共产党、八路军名义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地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立即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并明确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此后，东北苏军又

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以全力控制内蒙及东北地区。东北形势的发展使中共在谈判中顶住美蒋压力的信心大增。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相反，由于国民党预计在9月底对东北实行接收，蒋介石对苏联的动向，特别是中共与苏联的接触忧心重重。

第三，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共从政治、军事两方面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在政治方面，中共代表团积极活动，周恩来几天内接见了文化、产业、新闻、妇女等各团体和各党派人士，揭穿了国民党宣传部门制造的谈判十分融洽的谎言。在获悉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后，各方人士一致认为：中共代表团“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同感威胁”。据毛泽东回延安后说，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批语中共“调子低，失立场”，让步太快太大，说蒋介石“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他们提出，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两党谈判。在军队问题上，中间派人士的态度前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初，在中共提出48个师的要求之后，许多人都附合国民党散布的“中共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说法，青年党左舜生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脏会议”；当中共表示在军队数量上让至43个师只占1／7时，中间派即表示赞成；最后，当毛泽东表示可接受20个师的方案时，中间派即开始为中共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各方面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为中共鸣不平。这不仅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使中共

顶住国民党压力的信心大大增加了。在这最关键的几天里，中共中央曾致电代表团，请毛泽东立即返回延安。此前，毛泽东鉴于谈判已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告诉美方他准备离开，但这时他决定继续留在重庆。一方面，毛泽东,斗争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要利用蒋介石的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同情；另一方面，赫尔利希望毛泽东能逗留到商谈结束，蒋介石也答应以誓言和人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返回延安的交通。

在军事方面，重庆代表团要求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消灭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使蒋介石知难而退。延安也决心坚决执行原订的军事计划。这时，上党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场战役是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它基本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部主力。当上党战役进入尾声时，重庆谈判恰好结束。不过，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这个战役对重庆谈判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已感到如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在某种意义上，国方冷落中共、制造紧张空气主要是一种神经战，目的在于向中共施加最后压力，使中共再让一步；但是，国民党也不敢做得过头。使蒋介石感到困扰的首先是美、苏两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除苏联在东北的活动外，蒋介石对美国也也不放心。当时，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很严厉，对美国对华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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