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系列教程多维教程熟谙正文翻译(3)

妇女感到繁殖人口有违心愿，并指引她们去寻找在家庭生活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方式。

不止一位精神病医生暗示，凡是不愿生育的人有自恋癖——在关于照顾别人与受人照顾这个互相对立的内心)中突中索性来个痛痛快快自圆其说。“这些人不能容忍照顾孩子的想法，他们没有多余的爱分享给孩子，”有人说，并补充道，“你这是对亘古以来人类繁衍生生不息的离经叛道。”另一位精神病医生插话说：“情有可原嘛，我们谁不想消弭赤字，让生活合理化?“且不论他们的真正动机如何，或许这帮人本来就不该生孩子，-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有自由堕胎法。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让古道热肠的人当父母。

心理学家唐纳德·M·卡普兰认为虽然一些人总是选择不生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断上扬的出现率是发生在这些1。940-1950年出生的孩子们身上，他们由性格类型被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黎斯曼称之为“不随俗的”转变成“随俗的”父母抚养成人，另外这些“没有自己主张的”父母对子女产生两个相关的影响：一是给他们一种强烈的“自恋权利感”——巴望从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二是失去了确信感。他说，他们更容易自我怀疑，更加迷恋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不可能与他人保持稳定的依恋关系。生孩子的决定，他认为，是一种这类人十之八九要束之高阁的决定。这种决定岂能更改，泼水难收啊。

“许多这些年轻的成年人对放弃受人照顾的角色和承担照顾人的角色显示出矛盾心态，”卡普兰博士说。

E·詹姆斯·安东尼博士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儿童精神病学的教授，《父母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合著者。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安东尼博士说，很多和我交谈的人非常担心在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自己的未来和孩子的未来。过去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生儿育女意义非凡、令人神往、丰富阅历、创造人生，如今这一理念似乎被人遗弃。现在妇女似乎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可以富有创意地表白自己，家庭生活要求她们放弃如此多的东西，以至于把家庭生活的重点：作为一项美好和有创造性的事情，一种对未来世界的奉献，反而根本无法唤起许多年轻人的回应。

“我认为形成时代风气的部分原因是现代父母的矛盾心理正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孩子是没完没了的负担，也许现在麻烦比以前更多。孩子就是你的冤家债主。他们发育早熟，青春期情绪发泄，吸毒，这些问题都会幽然浮现。年轻人觉得，‘如果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们，我们何必要去生孩子?’然后他们根据像什么是世界的前景这样的客观问题来合理解释这种想法。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要给人口爆炸增添人口?为什么要制造人口，让他们面对下世纪即将来临的全部危机呢?”

“尽管他们公开宣布不要孩子的动机，这个问题还是摆出来了：实际上今天的年轻人是否真的过上了更加滋润的生活。我发现当今许多大学生感到意想不到的空虚。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刺激的世界上，但是缺乏可能与这些基本生物性相关的内心满足感。”

专家们的看法会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似乎都在说同一个观点：你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都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重要的是你对所作所为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你不要孩子，而且你为此事产生很多内心冲突，你将会因膝下无子而满目凄凉；如果你要了孩子又为之后悔，你就会苦不堪言，你的孩子也生不投缘，自叹命苦。问题的要领似乎是你要了解你自己，承认你内心深处的情感，不要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或者是满足不现实的幻想，或者是奉父母之命，或者是逃避其他责任而做出如此重大的人生决策。

有些人害怕承认他们自己的这种感觉，类似许多接受采访的无子女夫妇那样能够承受自己的骂名——他们所谓的“自私自利”。他们耻于承认他们宁愿外出旅游也不愿抚养儿女。但是，如果那就是使他们最快乐的事情，那又怎么样呢?深藏在心底的情感是不容易改变的，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的真实情感，你就做不出适合你的决定。

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起码也是很多的人，生儿育女的天伦之乐以及随之而来的苦恼麻烦就是生活的全部含义。看到孩子不断发育并长大成人，看到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延续，堪称一个人在阳世间最富有的人生体验。但是也有一些人过着丰富多彩的一生，他们实现了另外的人生之路。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其生活态度的自由化高达这样一个程度，使得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去质疑“结婚是个当，人人都得上”的生活方式，看看这个固定的模式是不是不适合自己。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怀孕前就不断地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想要抚养儿女，世界上不幸的父母和苦命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少。

Unit5 三明治人－－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代人

九月上旬，安妮接到卡尔加伏特山医院打来的电话，要她将住院的母亲接回家去。已经84岁高龄的老母亲易瑞尼从三月中风以来就一直住在医院，接受精心地护理。

六个月后，易瑞尼可以自己吃饭，也能下床走动。但记性依然不好。看样子，在敬老院腾出床位前她是不可能回家独自生活的。已经42岁的安妮是社会服务顾问，同丈夫同住卡尔加城，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老大19岁，老二15岁，最小的11岁。安妮回忆接母亲的事时说：“她非常虚弱，简直弱不禁风。我跟医院一再解释，我们不能接她回家——我们没法接她回来。”但福特山医院答应帮忙安排家庭护理，安妮便将母亲接回了家。要求隐去全名的安妮说：“这真让我们惊慌失措。从医学上讲，医院已无力回天，他们要我接回母亲也有道理。但是，我也无法照料好自己的老母。”

安妮就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员之一上要顾老，下要顾小，同时还得努力雕自己的饭碗。据估计在女口拿大，年长的亲戚与小一辈的家庭咸员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大约有12万家。尽管统计数字显示这样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但那些确实搬到了子女家并与子女同住的大家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与原来的大家庭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现在的长辈子女少些，因而分担家庭重担的人相应减少了；另一方面，现代家庭中的女孩也都出外工作。实际上，渥太华凡妮家庭研究所行政与交流主任安兰·马瑞贝里指出现代家庭中的一对夫妻平均一周要工作65~80小时，而20世纪50年代则只有4㈠5小时。他说：“现代人的劳动强度是过去的两倍，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变化完全为人们所忽略，相反公众舆论要求有些医疗保健上的负担从政府部门转到各个家庭，这样也许各家庭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能只凭假设就认为我们能得到足够的医护人员，因为现代家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马瑞贝里也意识到要让那些特护病人顺利回家，确实“各有各的难处”。加拿大人流动性大，有一半的家庭平均每五年会换一个地方——家庭成员也天南地北。当医院里那些年长的病人不再需要特殊护理而又不能独自回家时，往往在城里再也找不到一个亲戚接他们回家。

卡尔加福特山医院副院长约翰·王说，就他们医院而言，如果病人没有任何亲戚接其回家，医院会让病人继续住院治疗直到养老院腾出床位为止。他认为医院只能将病人送到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家里，而不能送到冷冰冰，一片骂声的家里”。他解释说，因为医疗服务配套设施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特护床位费用昂贵，一天就需975美元，并且还供不应求。由于床位奇缺，“我们只能尽可能快地腾出特护床位。”他强调，家属应该理解并给予配合。“现在人们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帮助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好像又回到了40年前尊敬老人赡养老人的年代。”

对安妮来说，那段日子尽管短暂却让她心力交瘁。她说：“母亲需要全天候的陪护。但最糟糕的是母亲尿失禁，晚上只好给她用尿布，这也是实在没办法。

如果一晚上三番五次起床，我必定睡眠不足。”安妮说自从要照顾母亲，她很少会见朋友，硕土论文也搁置一旁，大大减少了做顾问的工作，取消了去西雅图的差事，对孩子的照顾也少多了。孩子们因此而不高兴，她也变得焦躁不堪。这真是祸不单行。

六个月后，养老院终干有了空床位。安妮说：”母亲很喜欢那儿，那儿的工作人员非常好，一切比我预想的好得多。”但照顾母亲的艰难使我和家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完全被宠坏了。我当时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但现实是每个人都得学会适应这一切。”上个月，安妮家从教堂领回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同家里闹了些矛盾。她说：”领他回来是因为自己刚刚有过的一番经历，总的来说，经过母亲的事儿之后，我们更富同情心。”

凡妮研究所的马瑞贝里指出即使长辈独自生活，晚辈的责任也很大。”怎么可能放下手头的活儿去看生病的母亲?”他问道，“而将母亲置之不管不顾，他们又内疚万分。即使老人不与子女同住，子女同样面临着既处理好、照顾好老人又能让老板高兴的两难选择。”

实际上，加拿大老年研究网络组织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对5，000雇员的大调查。该调查显示46％的员工承担着养老责任，从跑腿购物到全天候的照料。这些接受调查的雇员中一半以上的人还得照看孩子。根据调查，与同事相比，那些上要照顾老人，下要养育孩子的员工工作压力更大，缺勤率更高，而工作满意程度却更低。

面对这一状况，有些公司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早在1992年，皇家银行就办了一个老年护理活动中心，为员工出谋划策，并帮助员工及时获得当地的帮助。温哥华分行的顾客服务部经理39岁的沙容·木瑞在母亲病情恶化时求助过这个中心。她说：“突发事件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找谁。你需要一定的信息，这样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和我妹妹的工作难度大，要求高。我们不想让母亲的病给弄得惊慌失措。”

马露·吉芬是位退了休的老教师，丈夫虽已去世，倒也无需为工作压力担忧。可她却受内风湿折磨。1988年，已81岁高龄的老父亲搬入她多伦多北部的家中时，她也已经54岁有余了。老父的健康问题一下子将她拖垮了。她说：”头三个月他一下瘦了40磅，我给吓坏了。”由于他大小便失禁，有一次，仅一个晚上她得为父亲洗五次澡，换洗五次床单。无论是感情上还是体力上，这真是太难了，老父也难堪不已，常常老泪纵横。后来一位医生发现老父是牛奶过敏而导致大小使失禁，这一窘况才摆脱了。但没过多久，他又犯了其他毛病。“两年中他得了三到四次肺炎，我也有四次。我休息不好，最后一次因肺炎加上胸膜炎，我又住到了医院里。”医生告诫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吉芬终于寻求了帮助——政府给她提供每周9小时的家庭护理。“但晚上和周末是没有家庭护理的，”盲芬遗憾地说，”有一阵我累得实在挺不下去了，便决定请一个护士晚上帮忙护理一下。”但每小时$22的高额费用让她承受不了，几个星期之后，她只得作罢。两年后，吉芬找到了一家很满意的养老院，并把这事

儿告诉了老父亲。可老父亲却大受伤害，尽管他明白自己的女儿照顾不了他。吉芬说：“我老觉得有一种犯罪感，我太让父亲失望了。”她父亲在养老院呆了两年，1992年10月，他死于心脏衰竭和肺气肿。

幸运的是许许多多有老人的家庭都还不错。这些家庭里长辈身心健康，小辈遇到不测时能得到及时的帮助。纽芬兰垂钓训练公司的执行总裁，现已39岁的弗朗西斯·小约翰记得自己小时候住在圣约翰以北100里的格兰斯港时，叔叔和婶婶经常帮助自己的父母。这对老夫妻无儿无女。1990年叔叔去世，婶婶安吉妮·鲍尔就搬到了自己家，与家人一起生活。弗郎西斯的妻子罗斯40岁，两个孩子大的19岁，小的13岁。

虽已经81岁高龄，鲍尔身体依然硬朗，在自己的老家，大多数的日子里她每天要步行半英里。去年春天动了一次手术，她身体就一直较虚弱。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医院打零工的罗斯·小约翰说他一大早就得起床给鲍尔清洗伤口，调换绷带，然后打发孩子们上学并赶在上班前准备好年餐。她非常感谢亲戚们的援助。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吝啬呆在家里照顾她的时间，也不讨厌她生病时需要我跑前跑后的日子。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会尽力让她快点好起来。”

弗郎西斯说鲍尔与家人相处得很好。他说：“每当妻子与儿子发生争吵时，她就避开了。”他认为她给孩子们带来的是好的影响，“我发现老人有老人独特的智慧，我儿子正处在青春期，处在成长的烦恼之中。婶婶却比我更能理解儿子。”小约翰家庭责任感很强。他说：“我父母一直教导我要以家庭为荣，以承担家庭责任为己任。这种感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你这么做只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这么做。”对小约翰一家来说，“应该这么做的事”咸了家庭成员共同经历过的有宝贵意义的事儿。但对于无数承担了很多全新责任的加拿大人而言，照顾老人意味着体力与情感上的双重付出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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