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 与奥地利学派(4)

克理论比较靠近，两派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样。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但是，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理论不一定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

赵农：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宏观政策分析多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进行的，“三驾马车”等论点被当局接受，也被媒体接受。所以，今天的讲座让我如沐春风，希望二位能继续独立、自由地钻研下去。

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好处是，在维持自由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协调社会关系。但现在没有社会实践的佐证，在没有中央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危机。人们可能明知道凯恩斯主义是饮鸩止渴，但是忍受不了这种渴并因此抛弃自由主义。因为无法进行这样的实验，不知道是否有历史案例显示，没有中央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是可以承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的。

自然利率有两种含义，它代表了自然增长，也表现了自然的消费储蓄比例。当投资增加的时候，先是投资品涨价，随后消费品价格也上涨，这正是对人为改变自然配置的纠正。另外，刚才的讲座是自由经济下的逻辑推导。但是，在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套逻辑将发生什么变化？在自由主义经济下，奥地利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会恶化经济危机，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下，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弊端可能更多。奥地利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分析方法，对现行的政策进行评价。希望二位能做出更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来丰富和完善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运用。

盛洪：

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深刻，但在我看来，现有的学派都没能把它解释清楚。所以，我想从更根本的哲学层面讨论这个话题。只谈问题，不谈学派。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然周期是否就是好的。另外，假如当前的周期有问题，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干预。

我们现在理解的周期是，繁荣期金融工具的创新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货币量并不仅与政府发放货币有关，它是基础货币乘上货币乘数。多次交易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可以通过增大货币乘数造成货币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乘数是金融创新的结果，它是一个很大的变数。繁荣时期，金融创新非常活跃，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贷币供给迅速增加，会引发投资过度，而错误投资会导致亏损，就无法清偿债务，债权债务链断裂后，就发生通货紧缩。我想问的是，这样一个周期是否恰当。市场能否使人面对过大风险时止步？

我的结论是不能。我们一般假设人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会做对自己没利的事情。但我可以举一个反例：买彩票。大部分人买彩票都不会中奖，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可见，人的理性会导致大家进行过大的冒险。以上是对需求方的分析，同时，供给方也会有动力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而目前，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因为它不以任何现实的资产为基础。。所以，市场是不能在过大风险面前自动止住脚步的。必须承认，周期肯定是有的，但过大波动是不是不好？举个例子，春夏秋冬是温度的周期。一般我们冬天开暖气，夏天开空调，这就是反周期。反周期，我们的福利是否增加呢？有人夏天就不开空调，在北京这还可行，但到了吐鲁番，是否还可行呢？这就很难说了。我们是不是要反周期？人们反周期这件事到底对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然秩序，即完全尊重自然，不施加一点人为干预。我觉得，这还不大可行。而且，经济学中有这样的证明：经济周期波动过大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损失。以农业的周期为例，丰年粮食很多，饥年则粮食不够吃，人濒临饿死。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周期，丰年存点粮食，饥年好拿出来吃。自然秩序是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到底对不对。我想，可能存在理想的政府干预。我的判断是，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对周期的干预是有偏差的。出现这种偏差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是错的，而是由于现在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包括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布坎南研究了大量的相关问题，他讨论了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我们看到，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偏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原因很简单，总统是老百姓选的。老百姓只关注当下的利益，不管经济周期是市场还是政府造成的。只要某个总统上台后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他们就会反对这个总统，而不考虑是不是前任政府或者市场的原因。为避免被人民反对，总统们都支持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像刚才所说的经济自由下滑、调整和恢复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还没等经济完全下滑，民众就会开始游行，像现在的希腊和冰岛。民主制度和中国现在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脆弱的，不敢让经济自由下滑调整。所以，讨论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政治因素。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都持批评态度。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反周期，还想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以追求政绩。实际上只是半个凯恩斯主义。只扩张，不紧缩。因此，我们也不要过多批评格林斯潘，他只是政治气候中的一员，他倾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自然的。我承认，政府在某些时候有理由干预，但二战以来的干预基本都是错的，都是基于这种政治结构的背景。我观察了一下，美国在二战以后的GDP增速从来没有低于负的3%，这次危机也不例外，经济不会跌得太大。更大的问题是，美国救了犯了重大错误的金融机构。这又是个大错误，今天就不细谈了。

最后，我谈一下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有一种计算方法下，美国的储蓄率不是那么低。如果把美元看成美国生产的商品，即美国的贸易赤字都算在其GDP中，储蓄率就没有那么低了。否则，想想是很可笑的，美国这么富裕的社会，储蓄率却这么低。

张曙光：

今天讨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奥地利学派，中国的研究还是不够，这可能和中国的现状有关。奥派基本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研究者不多，真正能把奥派理解透的人也不多。

经济周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耶克从相对价格变化不一致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奥派的解释比现在主流的解释更深刻，更切中要害。这次危机期间，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并不大，石油、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则变化很大，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可能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至于价格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有二：一是投机，这是免不了的；二是政府，政府在扭曲价格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政府扭曲了价格机制，危机可能也不会这么严重。危机无法避免，而对于危机的各种解释中，奥派是比较有道理的。这次危机反映出经济结构的问题，其中既有美国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也有全球范围的结构失衡。从结构方面认识危机，比从总量上认识危机更深刻。

奥派反对任何干预，让市场自由恢复的应对措施我认为是有缺陷的。危机中，市场起不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政府却可以利用其强制力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从现实的状况看，政府常常一干预就过头，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全世界资金成本都非常低，这会带来很大问题。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希腊已经出事了，英镑也岌岌可危。美国的赤字也很大，可能今后麻烦会更多。但不管怎么说，奥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使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可以更进一步。

听众：

我们一般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其实应该反过来说，货币只要有一点点多发，就是通货膨胀，而并非很多人所说的，只有货币膨胀到一定程度才是膨胀。另外，我不认为有通货紧缩这回事。很多人担心，如果央行不增发货币，就会产生通货紧缩，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这是不对的，货币不会减少，只要有市场存在，人类就会发明各种各样的货币，比如贝壳、黄金，甚至钻石。加上发出去的货币不会莫名奇妙的消失，所以世上没有通货紧缩这回事。

2007年到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汇率低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那不是唯一原因。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1.9万亿美元，其中汇率低估造成的人民币增发有10多万亿，期间，人民币从11万亿增发到54万亿，多了40多万亿，除掉由于汇率低估增发的10多万亿，还有20多万亿是央行平白无故增发的。

茅于轼：

我们看中国改革以前的三十年，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宏观上非常完美，但微观上非常糟糕。为什么这么说？那三十年除了三年灾荒，其他时间的通货膨胀几乎都是零，没有超过1%。储蓄和投资都由政府掌握，宏观上经济一定是均衡的。但微观上则不然，因为物价不能涨跌，缺的总是缺，多的总是多。这证明，如果能把储蓄和投资平衡起来，宏观问题就自行解决了。按照古典经济，储蓄和投资是可以通过利息均衡的，凯恩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发现光靠利息不行，企业家对利润前景判断还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便利率很低，如果市场不好，企业家也不会投资。为什么市场会不好呢？这可能就要用控制论来解释。经济的波动有正反馈的作用，可以把一个小的波动放大。当大家感到东西不好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小心，更不敢投资，于是真的萧条就来了。如果只有正反馈，经济就会一垮到底，但波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自动恢复。没有政府干预，经济也会波动，但不会发生物价一直涨下去或者经济彻底崩溃的现象。经济一定会有起起落落，这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结合。

盛洪刚才说的对，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损失。政府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帮一把应该还是有好处的。问题在于，政府滥用自己的权力，经济没有下滑的时候政府也想再刺激一下。这是误用了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错误。政府误用宏观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这对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还导致了很多贸易纠纷，但是中国政府坚持不升值。原因何在呢？我发现，尽管这项政策对中国老百姓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好，但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好。有了2万亿的外汇，其他人都要求着他们，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都要拍中国领导人的马屁。政府为了老百姓或者任期的利益刺激经济还情有可原。比如去年由于政府刺激经济，老百姓没有遭太大的罪。如果真是为了大家过得好一点，领导人犯一点错误还是可以理解的。最没有道理的是实行不利于老百姓，只利于领导人的政策。

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非常完美，但用于实践可能还存在困难。在19世纪政府开始干预以前，世界上已经有经济危机出现。当时的波动比较小，不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带来的，如果有聪明的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下面请两位主讲人进行回应。

李子旸：

各位老师说得都很好。正如茅老师刚才指出的，奥派的魅力在于其逻辑非常完美，这就牵扯到奥地利

学派的方法论问题。奥地利学派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这也是奥派和其他学派的尖锐矛盾所在，因为主流经济学是讲实证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学派的作用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发现真理，二是说服公众。要发现真理，可能逻辑就够了；但要说服群众，就得有证据，有数字，会讲故事。后者奥派做得比较少，所以群众就不大接受。各位如果要当官，就不能宣传奥派的理论，但如果想发现真理，还得学习奥派的逻辑。

邓新华：

我对茅老师的评议做一下简单的回应。市场经济中肯定会有经济波动，企业家的投资也会有错误，甚至很多企业家都会犯错误，比如BP机的生产商就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被手机生产商发现后，手机推广后，BP机生产商就只能倒闭。可见，市场中会有企业家犯错误，经济也会有波动。但当一些企业家犯错误的时候，也有另一些企业家在做正确的事情，错误企业家手里的资源可以通过自由交易流到正确的企业家手里。大家提到的动物精神也好，企业家盲目乐观也好，我们要问的是，正确企业家施加的制约去哪儿了?自由交易的制约去哪儿了？我们所以认为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是因为政府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打断了消费者的选择过程，政府把资源从正确的企业家手里转移到了错误的企业家手里，这才导致大量的企业家犯错。另外，繁荣期低廉的资金导致很多原本不合算的投资合算了，企业纷纷投资，推动基础品价格上涨。如果没有那些增发的资金，货币量就制约着企业家，阻止他们推动资本品价格上涨，就不会出现开始我们提到的普遍价格上涨。

茅于轼：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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