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不称意(3)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唐 黄巢《不第后赋菊》

陈子昂落第之后想到归田，殷尧藩落第之后想弃文从戎（入幕），但这些都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博得功名。而黄巢却有着一副“痞气”：你不让我考上，我就把你整个朝廷政权给推翻算了。在黄巢的诗中，一种杀气冲透而出，看来考试不让人家考上也很有风险的。

总而言之，落第举人的心情在许多时候是悲苦的，这也是人生不如意之重要的一个方面。

五 文人遭贬

第三个不如意之事是文人遭贬。

贬谪是中国古代官职的一种状态，涉及官署名、官名、官员的职掌等方面。各朝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两大类。古代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即便古代的士人一路通畅，顺利地考中进士，顺利地当上大官了，但也有可能被贬谪，而且这个可能性不小。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仕宦现象。至少从屈原开始，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所以贬谪也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唐宋时期文人被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大主要原因是党争。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党争有唐代的牛李党争和宋代的新旧党争。

牛李党争的背景是唐代中后期的宦官专权，朝廷中反对宦官的官员大都遭到排挤打击。而依附宦官的群体又分成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僧孺、李德裕这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遭致许多文人的被贬。可能今朝牛党得势，依附于李党的人就会遭到贬谪打击，而明朝李党得势，他们会反过头来打击牛党，如此往复，使得朝廷内的气氛剑拔弩张。

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郑，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势就贬斥另一派士大夫，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文史届大家都卷入了这场党争。这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稳定，持续五十多年，并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党争是贬谪一大诱因，但非全部，受到贬谪也可能是因为忤逆龙颜。韩愈就是因为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这起事件的详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在今天陕西凤翔的法门寺阿育王塔内有一节佛骨。曾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这些皇帝都对它礼迎膜拜，这节佛骨三十年才奏请朝廷开放一次。恰逢三十年，这一次功德使把佛骨开放的情况上报给唐宪宗，于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将佛骨迎入京师。先在禁宫里将这节佛骨供奉了三天，然后又送到京师的各个寺院。人生有多少三十年可以度过呢？因此在当时这是一件国家大事，整个国家会因此举办国家大典，场面非常壮观，而那些王公士民也纷纷施舍，气氛非常隆重。

韩愈当时任职于刑部侍郎，对唐宪宗迎请佛骨很不以为然，于是上表切谏。这份谏表就是非常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宪宗看了这份谏表之后非常生气，打算用极刑处死韩愈，后来经过宰相裴度等人死死苦谏才得以从宽处理。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韩愈还是被唐宪宗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上书谏表并非是韩愈个人的莽撞之为，他在谏表中的思想其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人阶层对于佛教的态度。事实上，谏迎佛骨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外来宗教与本土的传统思想不相适应，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晚唐几任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提出反佛的意见。

在韩愈得知自己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写下了一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从唐朝贬谪的总体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从地域上看，贬谪通常是从京都流向外邑，从大城流向小城；从仕途上看，贬谪通常从中心走向边缘，从高职走向低职；从贬谪目的地来看，主要是三个地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湖南和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湖湘（湖南）、巴蜀（今重庆和四川）。

这三个贬谪目的地的设置与一代名相张九龄有很大关系。张九龄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丞相，曾经向皇帝提出 “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后来得到了玄宗皇帝的采纳。当时唐朝的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还未得到充分开发，相比而言南方的生活质量比北方要差得多，因此唐朝许多遭受贬谪的文人都被贬到不善的南方：盛唐时期，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今湖南新晃），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黔阳），但总体情况被贬到这些地方的文人并不多；中唐以后贬谪南荒的文人越来越多，刘长卿贬到潘州（今广东高州），韩愈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刘禹锡贬连州（今广东连州），李绅贬端州（今广东肇庆），李涉贬康州（今广东德庆），吴武陵贬韶州（今广东韶关），李德裕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但吊诡的是，张九龄提出的建议，最后却在张九龄身上应验了，他因周子谅触犯玄宗而遭受诛连，被唐玄宗贬到荆州去了。尽管荆州不不在上述三个放逐之地之内，但在当时地处南方的荆州也是半开放地区，因此也算半个“不善地”。

综上，在唐朝时期，许多人贬谪的目的地多为南方，南方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瘴气毒蛇无所不在，给这些被贬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这是对罪孽深重之人的惩罚。

六 永贞革新

在唐代众多文人的贬谪中，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被贬无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们的被贬与唐朝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有关—— “永贞革新”。

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做宰相，他们就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了政治上的革新派，要共谋打击宦官势力。当时朝廷宣布罢宫市、罢五坊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与革新派还罢免了贪官京兆尹李实，免除了苛杂，停止了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符合当时的民意国情，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但是这个改革引起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宦官集团夺得兵权并导致了改革派的失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后来又被赐死；王伾也被外贬至开州（今重庆开县），后来不久也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个人都被贬为外地州郡的司马，因此历史上就这十个人称为“二王八司马”。

通过一些资料的翻阅，可以发现，其实“永贞革新”有两个分野很有趣的党派。一派是王叔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内的成员主要都是东南庶族的文士，集团内的13个骨干成员又可以分为三派：王叔文、王伾、陆质和凌准来自吴越地区；柳宗元、刘禹锡、吕温和陈谏的祖籍在北方，但安史之乱后南迁至吴越地区；韩泰、李景俭、韩晔、程异和韦执谊是吴越之外的人士。另一派，也就是“永贞革新”的对抗势力，主要是北方的士族，主要成员有宦官俱文珍、藩帅韦皋、朝臣武元衡和文士韩愈等。

在元稹《哭吕衡州六首》第三首中写道： 遥闻不瞑目，非是不怜吴。

——唐 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三》选段

祝融峰上月，几照北人丧。

——唐 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四》选段

吕衡州即是之前革新派成员吕温，在诗中提到“怜吴”。吴地今指南方江南一带，元稹的“怜吴”可以看出他是同情南方派（革新派）的，而“北人丧“则说明他对反对派的抵触与诅咒。

永贞革新不仅仅是中唐前后期文学发展的界标，它除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这两个文学时代之外，还在于中唐前期的文学是以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而永贞革新后的文学就呈现出了革新的精神，例如如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

“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新乐府” 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一般都作于元和四年（809年）为朝官时期，但诗歌所交待的事情大多不是这一年的事，不少是跟“永贞革新”有关的。

“永贞革新”在政治上来讲可能以黯淡的失败告终，但它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七 刘、柳与南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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