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资国外研究状况及我国借鉴(3)

　　（三）经理人激励与研发投资的关系 
　　学者们研究发现，经理人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的研发投入有不同的影响，而经理人薪酬设计则可对这种影响予以调节。 
　　Bushee（1998）认为经理人可能会由于短期的会计绩效的年度奖金计划而机会主义地降低研发费用。Baber et al.（1991）发现当CEO接近退休时，或者公司面临小的收益下降或小的损失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这些应该是由于收益基准所导致的短视问题。Dechow 和Sloan（1991）也证实研发费用的增长率对于接近退休的CEO是下降的，但对于持有大的股份的CEO，却没有发现这一效应。Shijun Cheng（2004）以1984－1997年间福布斯500强的16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研发费用与CEO薪酬的关系，结果证实当存在道德风险和短视问题时，研发费用变化与CEO年度股票期权价值变化显著正相关，不存在道德风险和短视问题时，则关系不显著，研究还发现薪酬委员会可通过调节研发费用变化与CEO年度权益变化来阻止潜在的对研发费用的机会主义削减，而且是有效的。Barker and Mueller（2002）发现研发投入与CEO年龄负相关，而与CEO任期同增，他们推断是因为CEO用研发支出塑造自己的业绩。Nam, Ottoo and Thornton（2003）以1996年279家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风险激励对公司资本结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结论是CEO持股比例高会倾向于选择高水平的研发投资，CEO股票期权组合对股票收益变动敏感度高的会倾向于选择高水平的研发投资。 
　　（四）公司外部监管对研发投资的影响 
　　公司的研发投资是价值相关的，但研发支出不会自动带来公司价值的增加，它依赖于对支出使用的效率和对收益的预期，当缺乏有效监管时，公司管理层也许会做出不恰当的投资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因此，也许不能仅凭研发支出水平来判断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还要看监管的力度和水平。Chung, Wright and Kedia（2003）采用财务分析师的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机构持股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的产出预期与分析师关注程度和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均为正相关，而与机构持股比例无关。Nam, Ottoo and Thornton（2003）指出，无效的激励机制和低监管将导致研发决策无效。他们似乎认为低监管水平的公司会过度投资于研发而高监管的公司会对研发投资不足，但他们并未直接检验这一观点。 
　　四、国外研究状况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学者对于研发投资的研究宏观层面较多，如利用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对研发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也有从技术经济角度研究研发投资的溢出效益、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状况等方面的内容，而利用资本市场数据对企业微观层面研发状况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文献有：夏冬（2003）研究了企业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王咏梅（2003）实证检验了市场对高科技公司的价值信息的识别度。梅雪，韩之俊（2006）研究了市场对研发信息披露的反应，发现在中国A 股市场上，高科技上市公司披露的研发费用基本不为市场所关注，也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受它们所披露的研发费用的影响。陈海声（2006）通过对广东省部分大、中企业研发投、融资状况进行调研，分析了原创性R&D 的投资收益特征和投资特征，指出原创性R&D 以内源融资为主、以股权融资为辅。李华晶、张玉利（2006）以天津市6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03－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刘运国等（2006）检验了高管任期与公司研发支出之间的相关性。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该主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我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结合我国企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定位，我们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大研究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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